首例病患出现时间要前移至12月1日甚至更早之前。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此后，病患不断出现，包含市场内的干果摊主和水产老板。
2019年12月8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名男子被确诊为不明肺炎，已知病毒排查均为阴性。患者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一名水果摊贩。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
2019年12月26日，有研究人员发现有一个样本报出了敏感病原体——SARS冠状病毒。
2019年12月27日，一早数据出来后，赶紧进行了组装分析，终于组装出了接近完整的基因组序列。数据同时也共享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做其他深入分析。这次的序列数由之前的500多条升到了47万多条！
2019年12月31日，华南市场人流如常，甚少有人戴口罩。当夜，武汉官方还举办了一系列华丽的灯光秀，20万市民涌向长江江滩观看。
截止至2019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医疗机构持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发现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
2019年12月30日晚上8点43，谢琳卡在她的肿瘤中心微信群内发出警示：“各位老师好，我传染病院的师妹发在我们同门群里的消息：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说明了“没有明显人传人现象。” 而随后在1月3日的通报中，这一表述被更改为“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将“明显”改为“明确”，将其表达为“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并在此后的数篇《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中统一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
2020年1月1日，华南市场休市。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信息被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理。谢琳卡医生发出的警示，被武汉警方认定为“造谣”，并给谢琳卡医生打来电话“沟通”。另一名医生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习近平19日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
【习近平：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习近平指出，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
【习近平：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要欢迎】习近平指出，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习近平：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不符合人民利益】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自去年12月以来，开展呼吸道疾病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例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卫健委在此处只公布了患病人数上升，却又说在同一时间区间内没有新的发病患者，通报病例数前后矛盾，且没有对自相矛盾的数据进行解释。
（武汉市卫健委通告截图）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截至5日8时全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此后，非常诡异的是，2020年1月6日至10日，以及12日至16日，武汉市医疗主管机构武汉市卫健委的网站出现了2段特殊空档期。而期间，海外病例在增加，武汉发热门诊显著增多。在武汉协和医院，1名患者感染了1名医生和13名护士。
2020年1月9日，楚天都市报头版上，新型冠状病毒上了头条。
但如果看2020年1月10日的湖北日报，似乎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2020年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
2020年1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武汉肺炎病毒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
2020年1月17日，武汉拟派发20万张惠民券，可免费游览黄鹤楼等景区。
2020年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4万余家庭开心参加，共13986道菜品。据媒体报道，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第十届“万家宴”，近万户居民端出万余道美味佳肴，供3万多位居民和10位外国友人分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参与家庭最多的团年饭”证书。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
从1月18日开始，确诊病例数字披露出现一个高峰，确诊病例直接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同时，国家疾控中心把权利下放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样本省内就能检测。检测能力在每日300例左右。但武汉之外的确诊，仍需上报国家。
2020年1月19日，钟南山院士率“国家高级别专家组”奔赴武汉。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在广东有2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2020年1月21日，官方通报累计新增136例病例。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接着把新病毒列入国家传染病病毒名录，各级政府启动一级响应。政府通知三个厂家的试剂盒允许使用。
非典时期北京市市长还因此引咎辞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大家也认为是武汉市政府没有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圆满举办，省委书记、省长等湖北省主官按计划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场观看了演出。
直到2020年1月22日，1月22日，试剂盒放开使用限制，医院可以自行采购，但检测需要特定设备，并非每家都可开展。同时，也是在22号，湖北部分定点医院第一次拿到试剂盒。在湖北省政府的官网上看到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样一个专题。而武汉市政府网站至今没有，当然，这似乎不能说明太多。
2020年1月23日，省长王XD终于在关于疫情的场合露面了：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他表示武汉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当天，武汉封城。而再次匪夷所思的是，封城令竟然是凌晨2点下达。也正是在当天，30万武汉人从各种途径离开。之后，疫情不断在全国扩散。
应该说，1月23日以来，武汉采取了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减少了病例向周边城市和国外的输出强度，加之国内其他地方和海外采取的检疫控制措施，有可能降低传染率，但在国内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发现的病例数量越来越多，也远远快于SARS的表现，表明这一流行病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
1月24日，有检测资质的机构拓展到9家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检测能力和效率大幅提高。与此同时，确诊病例开始指数级爆发——从1287飙升到7830例（截止1月30日晚）。
2020年1月26日，“湖北省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省长王XD先是迟到，后在说到全省口罩生产时，又几次改口，一是对数字概念不清，二是对生产情况不明；而市长周XW则坦言武汉物资缺乏，并首次表态“只要有利于疫情控制，我们（市委书记马GQ与市长周XW）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连口罩产量也不清楚的湖北省长
说“始料未及”，愿意革职以谢天下的武汉市长
2020年1月24日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分析了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
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当记者问及“前期信息披露是否不及时”时，周对此的回答是“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这段话的背后实际隐藏着这样一种逻辑：疫情信息披露必须要获得授权，唯有授权才属“依法披露”，相应地，信息未经授权就不得披露。不过，有法学专家认为，周市长所言的武汉市无权决定是否公布传染病疫情确有法律依据，但其对疫情公布程序所做的“无授权不披露”的理解，却是对《传染病防治法》的重大误解。地方政府需获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才公布的情形，仅局限于地方疫情暴发、流行至全国时。试想，如果疫情公布机制如我们一些官员所理解的那样，无论其影响范围大小，都必须经过层层上报和授权，又如何能够满足信息公布必须“及时、准确”的基本要求，又如何能够避免疫情因繁冗的上报和授权程序而造成的大范围扩散和防治延误？当疫情在地方发生时，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及时公布，此时并不需要上报和授权。但从武汉收治首例病人到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0日首次向公布公布疫情，一直未见有湖北省政府的信息披露和预警举措；而在疫情暴发、流行已经蔓延至全国后，疫情信息公布主体则从武汉市卫健委直接跃至国务院卫健委，中间仍旧未见湖北省政府卫健委的作用。
2020年1月31日晚《新闻1+1》栏目中，白岩松连线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针对网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进行答疑。马国强说：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第二个心态是紧张。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重大的挑战，这场挑战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役。我们一方面要做防控，一方面要做救治，同时还要保障我们市民的正常生活，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这样的心态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做得当机立断，导致这个疫情输出到了国外、输出到了国内，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心情。第三是坚定信心。
先是瞒报，甚至打压专业人业的警告，后又不作为，接着还犹豫，最后甚至甩锅……面临如此大事，竟是昏招迭出！
不能理解的是，在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盛洪新近在一篇文章《让信息跑过病毒》中指出，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可还记得，2002-2003年非典，那年，年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刚刚上台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后来，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阵。那一年，因工作不力，卫生部、北京市主官被当即换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过卫生部部长。
今天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严重程度是否超过当年的非典。这当然是天灾，但也是处置不力导致蔓延的结果。
网上流行一评论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