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莫之许:为什么文革不会重来?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被拥毛人群殴打,又引发了一些人对于文革重来的忧虑,当然,这一忧虑也不是突如其来,自上任以来,习的一系列言论和举措,如明确提出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相比前任更多地援引毛泽东的言论(如刀把子)、更显着地否定普世价值并打压异议人士,等等,引发了人们关于“文革重来”或“二次文革”的忧虑。

然而,文革真的可以重来吗?


“文革重来”在当下的含义,首先是指专政的强化,此外,还有更为明确的意涵:一是指朝向毛泽东式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或曰毛式极权的复归,一是指最高层动员底层民众所形成的“民粹”狂欢。而从这两点来看,文革并不可能重来。

实际上,这一轮,并不是“文革重来”的担忧首次出现,前几年,薄的“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也曾被人看作是“文革重来”的尝试,与习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借用一样,“唱红”也被看作是某种复归的信号,而“打黑”,则被看成是某种接近“民粹”狂欢的运动。

不过,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一轮,还是针对重庆模式,类似的担忧都忽略了当下与文革时代的根本区别。在文革中,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既有官僚权力体系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群众专政”,但所谓的“群专”并没有成为体制的反对力量,相反,如同毛泽东事先所盘算的那样,实现了“由天下打乱到天下大治”,任其获得了绝对权力。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群众组织都在对最高权力做出直接响应,而在相互冲突的派系中,谁会受到垄断军事暴力的支持,占据正统的位置,也取决于最高权力支配下的逐级确认,最终,群众运动并没有破坏而是加强了专政统治,这表明,被推翻的官僚体系与被动员的群众,同属于一元化体制的一部分,并共同受到体制权力的约束。同时,所谓的群众运动实际是运动群众,它并非自发的草根产物,也不是什么民粹,而是专政的特殊表现,民众的狂热表现,是这种绝对控制体系运行的产物。

这样的控制体系,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政治基础,更通过持续的运动等各种措施,将原有的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各种组织力量统统加以消灭,在“格式化”之后,再按照极权主义的要求,进行了重组,从宏观而言,包括一党专政,计划经济、思想一元,而在微观上,则形成了以公社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直接作用于民众个体的、由上而下的绝对控制体系。

此一绝对控制体系,不仅从人身上,而且从心理上实现了对民众的绝对控制,民众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服从,民众在垄断所有资源和上升渠道的体制中,不仅因“不服从者不得食”而必须服从,相当多的民众也试图通过响应体制的号召,积极表现,而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寻找上升的机会,在这种基于恐惧和利益的行为机制驱使下,加上思想一元化下的教育宣传的持续洗脑,对当时民众形成了从身体到内心的全面控制和主宰,如今看似荒谬的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的流行,实际上正来自于政治高压、经济独占、思想一元的共同作用。

也正是有了这种体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也包括由此形成的深入的个人崇拜,基于恐惧的绝对服从心理,才有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础。

毛泽东去世以后,体制逐渐引入市场化,这不仅使得民众摆脱了体制对资源和机会的绝对垄断,告别了“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心理恐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对于人员、产品、资本、讯息的流动也就有着愈来愈深入的要求,原有的公社制和单位制也就随之逐渐解体,尽管体制仍保留了村委会、居(社区)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以及工、青、妇、团等群工组织,但在不可阻挡的流动性面前,针对个体的直接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对于这一市场化后果,体制并未掉以轻心,在维持专政体制的大前提下,维持了以党统政、中央集权的基本形态,维持了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建制,以保持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更利用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成果,改造并充实了专政体制,包括强化武警公安等强力部门、扩充和做实基层组织的配置和功能、突出针对新兴社会阶层的两新党建等举措等等,在引入市场化的同时,尽力控制市场化的社会后果,尤其是防止大量不受体制直接控制的个体走向联合和组织。

一方面是市场化的引入,一方面是针对市场化后果的反应,两相作用之下,前三十年直接作用于个体的一元化控制体系,逐渐转变为如今专政体制与市场化新兴力量的二元存在。这一转变,深深地改变了体制的运行方式,对于体制而言,失去对市场化群体的直接控制,不仅意味着在全面动员群众上缺乏手段和能力,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由于缺乏作用于个体的手段,在任何社会异动面前,体制都有脆弱的一面,或至少具有巨大风险。也因此,体制本能地惧怕一切社会异动,担心任何风吹草动,维稳体制本身,正是这种惧怕的产物。

这也就意味着,二元存在所固有的结构性冲突,以及社会异动对于体制可能具有的威胁,使得体制不再具有文革式的动员能力。近年来,为填补意识形态空白,体制曾多次尝试对民族主义情绪加以利用,但是,每一次这样的民族主义图谋,最后都只能草草收场。

曾经看上去热闹的“唱红打黑”,虽然披有运动的外衣,但其实无论是“唱红”的人群,还是“打黑”的部署,都局限在体制内部,并未动员社会,笔者在当时就曾断言,“重庆模式”更多是普遍维稳模式的加强版或另类版,而不是什么“文革重来”。

当然,由于体制依旧拥有绝对暴力垄断,垄断着宣传、教育、科研,并拥有压倒性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就意味着,体制可以排他性地占据任何可见的实体和虚拟空间,形成一种类似前三十年乃至文革时期那种独断的气氛,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体制作为正在制造这种气氛,而这种气氛与近几年的社会冻结措施相结合,如同当初的“重庆模式”一样,给人带来“文革重来”的错觉,但对于体制而言,推行的仍是既定的维稳路线,而非其他。

2016年两会期间,习在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讲话中,再一次重申了体制对于市场化和民营经济的坚持,而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只要市场化持续,大多数民众就依旧处于不受直接控制的状态,体制也就只能继续采取压制和管控的方法,对民众加以约束和维稳,在当下的二元结构下,也就意味着,体制的优先选项不是动员、而是冻结。在这个意义上,既不会有自由化改革,也不会有文革重来,而只有继续维稳体制、或市场新极权体制的冻结措施。

2016年12月03日首发于东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欢迎捐赠

微信扫码:
支持本站
Paypal:

Bitcoin: 16SYFnHkAgs3L1QGAKeancENwKfXTH5x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