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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

关于饥饿的记忆



爷爷祖辈生活在粤东客家山村里,到爷爷那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

奶奶是个童养媳,九岁到了爷爷家,十三岁圆了房,十六岁生了大伯。三十年代未四十年代初,爷爷好赌,把家里几十亩地全部输光了,家境日益艰困,连耕田的水牛都输掉了。

大伯父年近二十,与同样是童养媳的婶婶圆房后自己单过。没有活路,跑去学人做土匪打劫,在山口埋伏一整天,才碰上一个卖豆腐的人经过,钱没抢着,只抢了几块豆腐回来,这事给家里带来了一场劫难。

这时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本来不止五个,中间还生了几个女娃,家穷养不活,爷爷都给扔尿桶里淹死或扔灰堆里呛死了,只有两个姑姑哭得响亮,留了下来,听说小姑姑是没呛死,让奶奶抱了回来。

奶奶跟我说起这些事时,一脸平静,只是略带遗憾地说,有的女儿只听到哭声,一面都没见过。


五个孩子嗷嗷待哺,爷爷身体又不大好,家里苦无生计,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奶刚生完我爸爸,便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她真是“挑”起来的。家乡木头多,有人在山上烧木炭,要雇脚力把木炭挑到市集里去。这一般是男人干的活,烧炭的人经不住我奶奶的央求,只好答应。奶奶天没亮就得上山,挑上一百五十斤的木炭,要走到午后,才能送到市集,拿到工钱,买好米和蕃薯,再挑回家。回到家时,往往天又黑了。

每天挑炭赚的脚力钱,只能让全家人勉强果腹。奶奶说,临到市集前的几里路,肚子都会很痛,治这种肚子痛,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回到家后,拿几块冷蕃薯吃下去,马上就见效。没有冷蕃薯的时候,只好硬忍着去做晚饭。

辛苦了几年,临近解放,二伯父三伯父也大了些,家里的境况略有好转,也养了头猪。抓丁的事又来了。按理大伯父已经分家单过,奶奶不用再为他操心,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只好想办法疏通。这个时候,大伯打劫抢人豆腐的事被人扯了出来,只好把家里辛苦养的猪用来打点保长们及村中长老。家门口刚长成材的一排杉树,也让他们砍了去,家里再次陷入穷困境地。

奶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她再没怎么理过大伯父及大伯母,直到她九十四岁高龄去世。公社化时,年长的爷爷被有份吃猪肉后来又做了村干部的人逼着去放牛,一时想不开,摘了有毒的树叶吃下去,自尽了。奶奶一直记恨着那些吃过猪肉的人,并不断提醒她的子女不要跟那些人的家人来往。

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临解放前,才七八岁的爸爸,在外面捡到了一只金戒指,换来的钱买了粮食,让家人吃了半年的饱饭。我百思不得其解,以我乡邻的境况,谁有那么大的一只金戒指?


解放后,日子稍为安定。土改时家里给定了一个“下中农”。奶奶感叹,幸好爷爷把田地输光了,才没定为地主,她没跟我讲定为地主会怎么样。后来我去打听,据说乡里几个定为地主的,后来都给斗死了。

搞大食堂后的那两年,全村人都在挨饿,脚上一按一个坑,半天浮不起来。客家人都种大芥菜用来腌酸菜,一般贴着地面把整颗大芥菜砍断,地面上的经过晾晒后,用于腌制酸菜,地下部份就不要了。那几年实在饿得没办法,只好把地下的菜根也挖出来,捣碎了和着蕃薯吃。大集体,不让搞个人的东西,挑木炭的活计也没有了。

小姑嫁给了陆丰县政府的一个司机,奶奶到了小姑姑家,减少家里吃口粮的人。最困难的时候,姑父也捎些米过来,一家人算是挺了过来。

奶奶说,那几年,我们村那里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也不错。主要是大跃进的时候,队长浮夸,上报的产量高,要上交的粮食也多,村里就没剩下什么了。浮肿很普遍,但没有听说饿死人。

后来,不管吃的是什么,总能填满肚子。平常我兄弟几个对饭菜稍有抱怨,奶奶就扔来一句:能有蕃薯饭吃,你们就该知足了。

爸爸出生在1945年年初,解放前后那段日子,他说他不大记得了。五十年代未那几年,已经上到小学的四五年级,懂事了,对村里的事有些了解。

五十年代末的时候,上面给乡里订了“四千四万”的指标,也就是水稻达到亩产四千斤,番薯达到亩产四万斤。大人们把田里的番薯挖出,集中到一块地里,按一垄垄放好,再盖上土,等待上面来人的检查。爸爸说那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大家干劲都很足。

村里的食堂,就设在我家的祖房里,大家一起蒸饭吃,吃的都是米饭。队里的番薯,大家可以随便拿回家。爸爸认为,这期间大家的浪费是造成后来困难的原因之一。

爸爸所说的另一个原因,与奶奶说的差不多,都是上面按下面上报的产量收取公余粮,下面几乎没剩下多少口粮。食堂开了不到一年就难以为继,只好散伙,各吃各的。这个时候村里已经普通出现饥荒的情况,我家里也不例外,猴头、山苍叶、赤蕨,木薯根都成了果腹的食品。最困难的时候,乡亲们普遍出现了浮肿,政府对浮肿严重的人发了糠饼,糠有利尿的作用,很快能消肿。爸爸跟我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妈妈插话说,那时最怕上厕所,吃的东西太粗,拉不出来。爸爸说没有听说过有饿死的,但那几年老人死亡的较多,可能与营养不良有关。


爸爸在1958年,他15虚岁的那一年上了初中。中学时实行供给制,每月可以领到18斤大米,平均每顿是二两米,后来高中时加到了21斤。初三那年是家里最困难的一年,爸爸每个星期要从家里带上番薯到学校,把每顿二两的米省下一两带回家,给二伯父刚出生的女儿做米糊吃。大伯父摔伤了,要用酒做药引,买不到酒,酿酒用的一升米也是爸爸从学校省回来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个周末爸爸回家时,学校的米让人偷走了三四斤。爸爸知道家里困难,不敢告诉家里人,每顿饭只能吃半两米,吃了一个多星期。在61年的时候,爸爸也出现下肢水肿。

爸爸跟我说了一件趣事,英文老师教他们用英文从一数到十时,用客家话编了一个谐音句子:“番薯皮冇批食得去涯腾”,意思就是:“(如果有)番薯不削皮就吃掉,(那)我也要”。学习的记忆,都是与饥饿有关的。

爸爸62年上的高一,念完高一的时候,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却难忍饥饿,只好中途缀学。如果那个时候能吃饱饭,温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他而不是我了。辍学后爸爸回到了生产队,到了62年底,境况慢慢改善,饿怕了的人们,也分外努力从田里找饭吃,这个时候家里基本上能吃饱番薯饭。

63年年头的时候,爸爸应征入伍。在部队里,头半年的时候仍在挨饿,大家要一起分饭吃,尽管每个人每顿有半斤米的定额,但分到每个人碗里却只有两小碗,新兵训练量大,很快就饿了。他们所在的连队事务长到外面取经,学会了煮高产饭–把煮好的饭再放在蒸笼上蒸,煮出来的饭,每一颗都有爆米花那么大。吃的时候能撑饱肚,就是饿得特别快。部队后来自己搞了点种养,慢慢也能吃饱饭了。在新兵营呆了半年后,部队拉到了汕头牛田洋围海造田。这个阶段基本能填饱肚子,但因围海造田太消耗体力,有时也要从每个月仅有的六元补贴当中拿出点钱来买饼干充饥,剩下的寄回家帮补家用。当兵的这几年,爸爸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并且因此留队治病,他比他的战友晚退伍了两个月。72年初,在我满月的那一天,他的胃溃疡穿孔,整个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爸爸在69年6月初退伍,在他退伍后的两个月,百年不遇的7·28强台风正面吹袭牛田洋,大堤被台风及海浪摧毁,海水倒灌,把整个牛田洋垦区淹没,将他们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爸爸对当年“人在堤在,死保大堤”的做法深不以为然,他说,台风可以把几百吨的大船掀上岸,血肉之躯怎么能挡得住?当时他所在的41军122师已经换防,守堤的换成了别的部队,他对情况不太了解,但据他的战友说,死了不少人。

回到生产队后,发现生产队的状况甚至不如63年,他说是村里人对吃不饱饿不死的现状麻木了,大家都出工不出力,粮食反而不够吃。番薯米饭,勉强度日。


70年,爸爸在大队队部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我妈妈。结婚后跟二伯父分家,只分到两间房和几个碗,奶奶跟了我家。奶奶每天跑到地里打猪草或是到番薯地里翻别人挖剩的番薯仔,大些的留来做杂粮,小个的番薯掺上猪草煮成猪食。直到卖了第一头猪,家里才添置了些东西。80年代初,打猪草成了我兄弟三个的固定任务,每天下午拎个竹篮出去,傍晚回到家的时候猪草有多有少,有时篮里猪草太少,妈妈就会威胁不给饭吃。这项任务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远的时候要走上几里地,去采一种猪爱吃的山芋苗,山芋苗的汁液沾到身上会痒很久。

70年11月,爸爸获国家分配安排,进了国营运输公司车队做售票员、行包员。71到75年间,分别有了我兄弟三个,生产队一般半年分配一次,每次每个人只能分到百把斤谷。爸爸每个月可以领到41.5元工资,加上夜班补贴,可能拿到45元左右。生产队分的东西不够吃,只好到外面去买,买回来的米,都是陈年的早米,煮出来的饭没有香味。除此之外,还买过木薯加到饭里煮着吃。木薯有毒,一般只作饲料或者作为淀粉原料。爸爸到市集挑选上好的木薯买回家。做饭前先用水把木薯泡透,用开水过一下,再加到饭里去煮。奶奶年纪大,爸爸胃不好,都只能吃米饭,木薯番薯带一点点米饭,就是妈妈及我三弟兄的饭了。如果小弟弟使坏,先把饭盛走,我跟大弟弟只好吃剩下的木薯或番薯。

生木薯煮着吃味道很不错,略带点甜味,但切片晒干后再煮,味同嚼腊。吃多了会便秘,只能跟番薯一块混着吃。后来我曾问爸爸总共买过多少木薯,他言辞闪烁,不愿多谈。或许在他看来,家人吃带毒的木薯,让他很不安心吧。我的印象里是买过三次,每次一百多斤,最后一次赶上80年的分田到户,没有吃完拿去喂猪了。

80年,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再挨过饿。但吃番薯饭的习惯,维持了好几年。

(此文曾以《饥饿》为题刊在2006年的《羊城晚报》上,作者:温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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