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罗四鸰:夹边沟里的记忆


我低声说,记忆,你碰到哪里都是痛的。——塞菲里斯

注:2004年偶然看到杨显惠老师的《夹边沟纪事》,给了做了一个采访。但迟迟未能发表。将近半年过去后,邢同义老师的另一本夹边沟的书《恍若隔世》出版,于是又采访邢同义,然后将有关夹边沟的书一起做了一个长篇报道,2005年4月得以见报。几年后,我辞职。亲自去了夹边沟。这是去夹边沟后写的一篇散记。


1

到酒泉的唯一目的是去夹边沟。

夹边沟,50多年前,甘肃酒泉县紧挨着戈壁滩的一个劳改农场,占地约一万亩。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它显得太小太小,小得几乎很难用一个点标出它确切的地理位置;然而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它又显得太重太重,重得许多人掉头掩面,不敢去触碰与这个地名相关的那一段段惨痛的记忆。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几乎每天都有一个生命消失在这片戈壁荒滩上,死亡最高峰时,每天有数十人死去。这些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中有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水利专家;有自愿放弃优厚生活条件,来到边疆支持建设的医生和教授;有正直善良的工程师;有出身书香门第的热血青年,其中便有爱国将领傅作义之弟傅作恭和年轻的美学家高尔泰……不过在夹边沟,带着“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以及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来到这里的他们是需要接受改造的右派,必须在这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劳改劳教农场终日劳作。当罕见的大饥荒来临之时,为了活命,他们吃光了荒漠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及至树叶草籽、猪食马料、老鼠蜥蜴,甚至是偷吃抛尸荒野的死人。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依然活活饿死在这片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

40年过去后,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当年的悲剧被封存,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大多三缄其口。

2000年7月,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1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此后,这些系列小说结集成书《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次讲述了夹边沟里发生的故事,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哭倒在地,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的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此后,2001年,西北民族学院退休教师和凤鸣,这位当年与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亲眼目睹当年惨状的原甘肃日报社的记者,用10年的时间,将自己40年前的经历一一记下,血泣成书《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2004年,甘肃作家邢同义历时数载写成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用丰富的材料与纪实的手法,再次揭开夹边沟沉重的一幕。

如今,对于读书界,夹边沟可谓大名鼎鼎,但实际上,当地人知道的很少,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更少了。坐在从兰州到嘉峪关的列车上,我向当地人打听如何去夹边沟时,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地方。一位老板模样的人问我,去酒泉为何不去卫星发射中心看看呢?我只好独自看着邢同义的《恍若隔世》中的一副夹边沟的地图,琢磨着如何才能到这个地方。因为到西部之前,我便向杨显惠打听过如何去夹边沟,杨显惠告诉我,没有人带领,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是很难找到夹边沟的。

不一会儿,列车服务员出来兜售开过光的领袖金牌神像,讲述其神奇的力量,并竭力向每一位乘客推荐:属啥买啥,十块钱给自己和亲人带一个,保佑平安一生健康。窗外,苍硬嶙峋的祁连山延绵不断,塞外初冬的肃杀之气已让大地成为一片灰黄。


2

大约半个月后,从祁连山牧民家下来,回到张掖,我坐上了去酒泉的大巴。在候车时,我与在兰州的邢同义老师打电话联系,他让我到酒泉找他曾经的助手王山泉老师。四五个小时后,我与王老师在酒泉汽车站南站见面。但由于大雪,王老师对自己的车技不够自信,特意找来专门的司机。下午三点半左右,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终于走向夹边沟。

夹边沟位于酒泉三墩乡,在车站等王老师时,我看见有去三墩乡的班车,但仅能到乡上,不能到达夹边沟林场。如今的夹边沟林场也就是当年的国营夹边沟劳改农场,离酒泉城仅30公里。由于雪大路滑,车行比较慢,将近四十分钟,我们才到达。在路过夹边沟林场场部时,王老师指着其中的一排砖土结构的旧房子说,那便是当年的旧工房,右派们住的地方。据说,劳教人员撤走以后,这些房子曾一度被改为仓库,有的改成了牛羊圈。

从场部左拐,车子驶入一条小道,四周是起伏不平的雪原,再也看不见行人车马与建筑。据邢同义书中介绍,近万亩的夹边沟是一个易守难逃的地方,它的周围是茫茫戈壁,戈壁连着荒丘,荒丘连着水库,水库连着河滩,只有它的东面有一个小小的夹边沟村,农场便是因为这个村而取名夹边沟农场。酷暑,这里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严冬,则又冷到零下二十多度。到了晚上,如果不懂得星相,根本就不知道方向,随意乱走,只能走向死亡。高尔泰在他的《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逃亡者》中,便讲述了一位逃跑者,跑了两天也没跑出盐碱地,又踩着自己的脚印跑回来,最后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才捡回一条命。正如高尔泰本人的经历,“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而此时,我们便是驶在进入夹边沟的唯一的入口处。由于大雪,看不到原农场右派开挖的排碱沟,也看不到戈壁滩的本来面貌,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车行四五分钟后,前面的道路由于冰封不能通行。王老师让我下车,指着右边一片用铁丝网围起的雪地说,那些起伏的小包便是当年埋尸首的小山丘,现在雪大,看不到什么。若是没有雪,那些小山包下,依然可以看见一道道人形的凹坑。有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包裹尸体的衣服和棉絮,以及一些遗物。有的衣服翻开,还可以看见里面的颜色。

我有些惊讶,万万没想到这些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的雪地,便是邢同义书中提到的“白骨累累无人收”“新鬼厌烦旧鬼苦”的小山包。据邢同义多方调查,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近三千劳教人员,到达的时间大约都在1958年5月到10月间。到1961年1月,“抢救人命”行动开始时,夹边沟里只剩下不足半数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中,写到饿死人时采用了一个医生的回忆:“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历。”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夹边沟农场,为了给家属有一个交代,对外有一个说法,每一个死的人都有一个像样的“病名”,一个古老的疾病名“急寒病”被频繁使用。针对这种“急寒病”,当时的农场还出现两种“药”:模糊汤和康复丸。所谓的模糊汤就是面打成的糊糊,康复丸的主要成分是豆面和红糖。可惜,当时这样的“药”也不多,得“急寒病”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起初,死人还是个别现象,就由劳教人员自己抬出去埋了;到后来,劳教人员们自己都没力气,只好雇周围的农民抬出去。而埋葬的地点就在旧工房后不远的这个小山包处。

在寒风中,我和王老师走进了这片被铁丝网围起的雪地。这片雪地是邢同义写信呼吁后,才用铁丝网围起保护起来的,以供家属吊唁。即便大雪没及鞋面,凸起的山包下,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道道人形的凹痕。对于右派坟墓,夹边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瓜趟子”。因为当时埋人非常简单,就是挖一个小沟沟,半米深,和种瓜时挖的沟即“瓜趟子”差不多,一个接一个,也没有棺木,死时穿啥衣服就是啥衣服,好一点的用芨芨草编的席子衬在身子下边,便算棺材。因此,在时隔几十年后,还能轻易看见这些“瓜趟子”中的棉絮被褥、棉布袜子、铜质拉链、驼毛裤子、花布衬衫、钢丝表链。火柴盒和纸烟渣等等。凭着记忆,王老师用树枝挑开几处地方的雪,已经失去颜色的衣服显露出来。

几处,有新的空酒瓶插在雪中。王老师说,这是家属祭奠留下的。但实际上,这些家属是很难寻找到亲人的遗骸的。1969年,夹边沟农场被部队征用,对坟场进行了整理,一部分留在原处,一部分迁到了别的地方。原先为死者所立的木片、砖头、石头等“墓碑”已不见踪影,这些所谓的坟墓早已是无主坟。然而,一直到今天,一直有人来寻找、祭拜亲人。2002年8月,《夹边沟记事》中《逃亡》的主人公高吉义(逃离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幸存者)便带领五名在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从兰州到这里祭奠他们的难友与亲人。

茫茫戈壁,沉寂无言。


3

一个星期后,我在兰州见到了邢同义老师。寸板短发,虽已花白,却让已年过六旬的他颇有几分精神。

对于邢同义来说,夹边沟是一个幽灵,总是徘徊在他的身边。1961年初,邻居郭妈妈三天三夜撕心裂肺的哭泣,永远萦绕在还在上小学的邢同义的脑海中,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夺去郭伯伯生命的夹边沟。此后,夹边沟里的悲剧就像梦魇一样,不断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挥之不去。无论是在中学读书期间,还是在煤矿当采煤工、在省城从事新闻工作期间,他总是不断听到有关夹边沟的故事。

1996年春,邢同义调到酒泉,进入了夹边沟,从此,他开始了近八年的寻觅。从夹边沟农场到新添墩作业站,到高台明水农场,到安西,到兰州,到天水,到窑街,到一个个有线索的地方……

随着对死者和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那一个个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那里还埋葬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思念、亲情、正义……人类社会追求的许多美好的东西。

于是,他想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

与杨显惠用小说来讲述夹边沟的故事不同的是,邢同义选择了完全纪实的手法。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同时,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当年的报刊、档案和有关书籍,掌握了大量当时的背景资料,仅收集的资料,就有两尺来高。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最后,他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这也是他找到的目前唯一在世的劳教农场管理干部。此时的罗增福已经半身不遂卧床多年,思维虽然清楚,但语言表达非常吃力。邢同义来到他的病榻前,与他长谈了两个多钟头。根据他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经过反复思考比较,确定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坏分子”300名左右。

在采访和调查中,邢同义还注意到一个比“劳教分子”更不幸的群体——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和判刑的右派,这是以前诸多关于右派分子作品中很少关注的对象。

1958年10月16日到1962年1月6日,夹边沟农场共将46名“劳教分子”告上法庭。为了解这个更为不幸的群体,邢同义对这46人涉及的40个案件一一进行了调查,并努力寻找这些当事人或他们的亲属。 

2002年8月,在甘肃安西县,邢同义见到了马述麒的遗孀李春兰,这或许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他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了马述麒在夹边沟所经历的一切,老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表示感谢,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经历。
作为政府官员,为什么会执着于这段历史呢?这是几年来,我一直想问邢同义的问题。对此,邢同义沉默一会,笑道:“良知吧,也是实事求是吧。”如今,在工作之余,他依然继续着甘肃这段历史的研究。在新近发表的《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他用事实说道: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结果。

在《恍若隔世》第一章,对于建立于1954年9月的《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国营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邢同义客观分析道:“从《任务书》所介绍的考察情况和立项本意看,当时的各项工作和对困难前景的预测,都是比较客观的,应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事实上,直到大批劳教右派进场之前,建场和开荒工作都还做得有条不紊。……1958年,大批右派开始进入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在‘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一路下滑,农场已经没有办法取得劳教人员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据说,到1959年,全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一个季度左右,这在劳改、劳教系统的其他农场都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省劳改当局非常恼火,又毫无救人措施,只是眼睁睁看着这些劳教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饿死。”

对此,和凤鸣在《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中说道:“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1960年,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饿死在夹边沟。幸运的是,当时被挑出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的高尔泰为此躲过一劫。然而多年后,回想自己当时的幸运,高尔泰却写到:“我发现,那时候,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

2004年1月,《当代》刊登了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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