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詹膑:我们为什么会那么热爱“从我做起”

我对于“从我做起”已经讨厌很久了,倒不是我不愿意节制自己的行为,而是在公共议题的时候讨论个体责任,而且施加于某种程度的道德诉求,其实是混淆视线,不追问核心问题,规避社会行动,帮助政府脱责。这样很糟糕。

如果可能,我还是很希望能够问一下,为什么“从我做起”是如此流行?


不管是柴静《苍穹之下》末尾的“从我做起”,还是《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通篇的“从我做起”,放在公共语境里都是一种“宣传口吻”,这个宣传口吻很好地衔接了教育宣传和社会宣传:我们从小到大就在“从我做起”里面成长的。

当社会宣传“从我做起”的时候,就是一种免责心态:因为不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依靠制度、规则,不在公共领域通过讨论达成一致,而是通过“宣传”策略,将责任转移到每个个体。这种“免责”和“转移”应该来说效果甚好,所以益发被任何“权力”都视若圭臬:单位和企业要求员工“从我做起”;学校和老师要求学生“从我做起”;国家要求民众“从我做起”——进而这种“从我做起”还可以放到日常要求里,对普通个体究责,至少可以施加舆论和道德批评,在学校、企业和社会都是如此。

既然如此,每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到成年,一路上在学校、单位和社会上,如此这般持之以恒地被施加了“从我做起”的灌输,恐怕在社会问题上,第一时间就是这么反应了——只会“从我做起”。

这么反应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被给予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一套解决公共问题的办法。比如在学校里,我们不可能通过讨论,对学校和老师的行为进行批评、提出要求——不会有人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并帮助我们实施某些权力。在社会上更是如此,我们批评的权力,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以复杂的机制消耗殆尽。如此这般,持之以恒,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伸张权利,对外部世界提出要求了。

那么,除了一句“从我做起”,我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而在对社会有焦灼情绪的时候,“从我做起”就成了大多数人自发选择,并彼此期待,彼此鼓励。

《苍穹之下》当时转发的按语大多有一句“从我做起”,以及《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的大量转发和点赞,就是上述例证。

如果上面是从成长和教育来讨论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当下,对社会问题发言的人,依然会选择“从我做起”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威权驯化的结果。

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要么对外部寻求责任主体,要么要求自己和民众(自己所属的群体)承担责任。当我们在外部寻找责任主体时,从当下情况看是处处碰壁的,比如没有回应,比如删帖;此外,还会有威权的压力投射到内心。无效、焦虑、恐惧,持之以恒地发挥作用,就会让我们主动规避向外部寻求责任主体,尤其是讨论最后就是体制问题,就要指向最大的责任主体,就会产生更大的潜在的恐惧。

这个长期结果就是威权驯化。我们在做社会问题讨论时,直接规避掉那头大象。然后,找个镜子,对着自己和同类受害者,探讨自己的责任应该如何分配。

我也引用莫之许老师的话供大家参考:
公共问题私人化,是公共参与堵塞的后果。在极权体制下,民众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甚至,只要尝试介入公共事务,还会遭遇到维稳,甚至是专政打击,然而,民众又不可能脱离公共事务而独活,公共问题的出现,个体依旧需要作出应对,长期处于这种参与不能,而认知上和心理上又需要处理应对的困境之下,造就了这种回避实质参与的替代方法。
综上所述,在能力上我们只会“从我做起”,在心理上我们只敢“从我做起”。

所以,我想说的是,“从我做起”彻头彻尾就是一个长期权力结果,不管是基于宣传教育的方式实现,还是基于施加压力的方式实现。

“从我做起”作为一个私人考量,存在如上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公共表达来说,就更糟糕了。

在我们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所有人舆论一致地表达愤怒、抗议,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解决问题,恐怕还能有一丝丝的作用,大概是最微弱的制约力量了。但是不管是主动的搅浑水,还是被授意的搅浑水,“从我做起”的言论让舆论状况复杂化,从而让责任主体可以摆脱追究,转移压力。

然后就出现了《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这样的文章,在阅读、转发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有大量公号更换标题转发此文,一副诡谲的舆论态势。

或许,使用“从我做起”的唯一正确姿势是:从我做起,要求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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