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0日星期四

2017年沐猴而冠学——刘仲敬论美国总统竞选结果

特朗普總統不是全球化逆轉的原因,而是全球化逆轉的標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德不配位,即將被打回他們在1991年的本色。沒有幾個人忍受得了這種急轉直下的命運,所以鋌而走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一隻手的指頭就能數清年份。

沐猴而冠的僭主一度冒充內亞征服者-大清皇帝的繼承人,最終不得不發現還是只有國際恐怖組織的秘傳心法可以依靠。

沐猴而冠的中產階級一度冒充波士頓婆羅門的階級兄弟,結果發現自己其實是以下兩種人的階級兄弟。1960年清退回鄉的城市戶口職工和文革時期的下鄉知青。順便說一句,有些人弄混了,波士頓婆羅門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早餐桌上的獨裁者霍爾姆斯先生發明的,指的是北美殖民地最好的血統和階級,國父的苗圃,艾奇遜和希拉里的土壤。

沐猴而冠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拿定主意應該冒充誰,就連冒充的機會都沒有了。僭主一旦發現他們非但沒有搞亂帝國主義者的思想,反而把解放區的思想搞亂了,自然會剝掉他們的皮,收回這麼多年來比無產階級多吃多佔的資源。現在罵賊而死,就是他們所能指望的最大幸運。不可低估肉體的軟弱,遲則不及。等到真正覺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想死在原地都很困難。


民族發明家的淘汰賽開始了

歡迎來到大滅絕時代。上帝已經允許驢子說話,允許人民更換自己的菁英。世界總是由菁英統治的,人民只有在流血和洗牌的時代才會走上舞台。比較幸福和安逸的世代,根本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現在,他們開口了。

世界邊緣還沒有做好準備,失去天命的代言人沒有幾個能看到二零年的春天。特朗普政府的實用主義外交路線偏好區域性、具體性策略,本能地厭惡不利於討價還價的整全性多國框架。同時,他在國會沒有根基。共和黨資深議員配合總統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低於民主黨,何況特朗普本質上又是獨立候選人。

因此,美國外交會出現明顯的割據特徵。資深議員或院外活動集團耕耘有年的領地,總統不付出昂貴的交易費用就無法到手。總統最合理的手段就是將這些區域留給原來的主人,以此為籌碼交換其他方面的支持。只有總統個人高度關注的項目,或是那些沒有元老院關係網的倒霉地區,才會執行總統的個人政策。

羅馬以外的世界全面碎片化,給民族發明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羅馬軍團變成有償服務的出口產品,足以保障願意流血的羅馬公民不必流著汗水跟奴隸競爭。搭便車者不再指望免費的安全和普遍的保障,必須根據具體的條件購買專項服務。日本、波蘭和土耳其建立區域小集團,局部戰爭和國家創造重新變成國際社會的正常狀態。

歐盟、俄羅斯、中國只有解體成幾個小聯盟集團,才能彌補喪失羅馬和平以後的安全支出。一個目光敏銳的機會主義賭徒會看到戰爭的巨大利益,但目前沒有幾個人具備選擇戰爭對象的眼光。

特朗普时代的台湾问题

實用主義者不是不講道德的人,而是相信抽象原理解決不了具體問題的人。他們有良好的現實感,能夠利用個別優勢。特朗普知道美國是強者,個別交涉總是強者佔優,如果變成集體談判或普遍原則,強者的優勢就會縮小。這就是他反對普世主義、北約或tpp的真實意義。一個商人肯定認為,這些做法都是毫無必要滴縮小了自己本來可以獲得的利益。

北京一直堅持,跟菲律賓雙邊談判,只是做不到而已。日本在三十年代,堅持跟蔣介石雙邊談判。美國在這兩次糾紛當中,都堅持多邊協調的原則,意思是美國本身並不想要什麼,只是覺得強者欺負弱者不能過分。

美國自己如果堅持對所有人都雙邊談判,不搞集體談判,不講普世價值抽象原理,美國能占多少利益,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占,就像特朗普自己只要不犯法,能避稅就要盡量少交一樣,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全世界的黃金,都會流入羅馬。羅馬最窮的人只要還能打仗,都可以對外國君主頤指氣使了。這就是特朗普理想當中的美國外交,而且是可以實現的。

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仁慈的秩序輸出者。任何人否認這一點,你都可以不動大腦地將他們歸入瘋子、騙子和傻子當中的某一類。

你如果按照按照特朗普自己做生意和繳稅的同樣標準衡量國際關係,就只能承認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應該占到的便宜佔盡。如果總統僅僅是生意人,這種做法就是對股東不負責任。

美國之所以不是特朗普理想的樣子,歸根結底還是基督教傳統和威爾遜主義的強烈道德感還在發揮作用。特朗普的理想只要打折扣實現一小部份,就足夠用全世界的貢賦把每一個美國失業者包養起來。

台湾問題不是特朗普能完全按個人意見處理的地方,因為親台湾集團的勢力按馬基雅維利標準看,比台湾本身要大。這個集團繼承了冷戰爆發時,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受挫感和受騙感。這個集團已經擁有世界上值得追求的一切,不缺乏任何物質的東西,除了畏懼上帝,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恐懼的對象,所以價值觀層面的自我滿足,對他們非常重要。歐亞大陸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即使大英帝國在其全盛時期,都無法消除無敵艦隊的記憶,四處搜索任何看上去有點像拿破崙種子的敵人。

特朗普不想得罪他們,是很明顯的。他大嘴出名,人人都不敢罵的對象,都讓他罵完了,唯一一次說對不起,就是因為幾句黃色笑話,讓基督教保守派不高興了。如果反感的主體是其他什麼人,他多半會照例反唇相譏的。這種親疏有別的本能反應,就是共同體邊界最好證明。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任何政治家犯下以疏間親的錯誤,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在否決政治的格局下,除非台湾的外交過分低能,院外活動集團又全是匪諜,這個集團僅僅為了讓自己心裡舒服,就能阻止台湾政策的任何改變,至少拖延是不成問題的。

特朗普不是卡特或杜魯門,會因為盟友獨裁腐敗,為了抽象原則而出賣他們。他如果得不到足夠的紅利,不會白給別人什麼東西。世界上有什麼利益足以補償麥凱恩這種人所屬的選民呢?可以預見的未來好像沒有。任何一方如果僅僅依靠地下活動,是改變不了基本盤的。也就是說,北京不可能從美國手中買下台湾;只能在打敗美國的情況下,得到台湾。北京如果正確判斷形勢,就不會有戰爭;如果錯誤判斷形勢,共產黨和台湾可能同歸於盡,但台湾可能像比利時一樣重建,共產黨卻不能。

在最後這種情況,我設計的諸夏就會變成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我會賭贏知識份子所能贏得的最大賭注。但是對台湾來說,最佳方案顯然是拖。

特朗普的外交承諾可能變成政治籌碼,用來交換其他利益,但他的內政承諾不是,他必須奪回美國中下階級在全球化當中失去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到誰手裡了?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手中。民主黨希望全球化改造中國,結果卻為了奴隸勞動犧牲了自由勞動。tpp是亡羊補牢,但美國選民已經決定不給民主黨自己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個可怕的教訓,注定會懸在今後二十年的任何政治家頭上。

特朗普要保護他的基本選民,就必然會讓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破產,具體方法是關稅還是其他什麼,並不重要。生意人不像知識份子或教士那樣在乎手段,只要目標達到就好。北京有能力發動戰爭的時間,比特朗普可能的任期更短,所以為台湾考慮,拖過四五年,中國就不會再有支持戰爭的財力和人口結構了。

迅速攤牌,台湾雖然最後還是在勝利者一方,但增加了不必要的損失,不是最佳策略。

當然無論其他情況如何,站在失敗者一方的策略,永遠都是最差策略。誰選擇了這種策略,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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