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莫之许:盛世幻象的消逝

2016年度G20大会由中国轮值主办,当局花费巨资,不惜驱赶蚁民,以营造盛世仪表,西湖歌舞,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万国来朝,迎来送往,凸显出一派大国气象,不料,一场凶杀自杀案,轻易地就戳破了好一派大国盛世的气氛。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村民杨改兰,在杀死最大6岁,最小3岁的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身亡。几天后,其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灭门惨剧,震撼人心,随即,通过跟进媒体的初步报导,人们发现,惨剧发生在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家庭,这一事件也就迅速、广泛地与此前花费巨资的盛世大国气象联系在了一起,引爆了大众的情绪。


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此惨剧的发生,很难仅仅归因于贫困,但是,人们更难接受,在一个自诩盛世大国的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尽管事实真相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前后因果、未来出路等等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对于当下民情而言,盛世繁荣与赤贫惨剧的直接对比,就已经构成了难以抵抗的心理冲击,强烈地回荡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这种情绪也随之发酵,越来越强烈,以致一篇名为「盛世中的蝼蚁」的文章,七拼八凑乃至逻辑不通,却在微信朋友圈中,成为了现象级的刷屏文(洗版文)。

一个事件能够引爆大众情绪,必然是有什么东西,共同存在于许多人身上,在平时,它或许隐晦,以致习而不察,却于突然之中因某个事件的撞击,而一同苏醒,其实,在这一年里,这样的事情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了:在被百度搜索欺骗的魏则西、在被北京警察打死的雷洋、在被诈骗后、报案不获回应,最终自杀的女大学生徐玉玉...的遭遇中,大众的类似情绪曾一再被点燃。

个体生活卑微如蝼蚁

国家如此强大,盛世如你所愿,可个体的生活却卑微如蝼蚁,甚至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这是一种疲累而又不安的感受,其一再点燃,表明其普遍的存在。按说,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确实大面积地消除了饥饿和赤贫,诞生了数以亿计的新生中产阶级,可为什么人们还是普遍感觉:所谓的大国盛世,其实是与民众福祉脱节、乃至对立?而上述所有舆论事件中,感受最为强烈的,又往往是新兴中产,他们心中一触即痛的脆弱部位,究竟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自市场机制的引入,与此同时,仍大体维持了既有的政权、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在极低的发展起点下引入市场机制,不仅很容易就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引入市场机制,对于极权体制来说是一种退让乃至放弃,人们有理由期待,在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推动或「倒逼」下,体制将会进一步退让,社会空间将进一步成长,最终,在社会的成长和体制的变形之下,将会迎来「小政府、大社会」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在这一图景中,首先,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社会也就是民众最终将获得经济发展成果的大部分份额,其次,民众将逐步拥有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以及更充分的发展机会,获得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其三,中产社会的形成、社会空间的扩大,将为包括慈善公益在内的各种社会发展提供可能,最后,在宪政民主制度下,适当的转移支付,能够为底层民众提供兜底。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些年头里,至少在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心目中,这样的图景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发展下自身境遇的改善,中国新兴中产维持着相当的乐观情绪,以及对应的幸福满足感,同时,基于对未来的良好展望,新兴中产阶级对于现行体制有着更多的亲和、包容和支持,在我的观察中,这一乐观的情绪以及对应的亲体制立场,于2008年奥运前后达到了最高。

未朝「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转变

然而,事与愿违,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既有的政权、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确实作出了相当的变形,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但总体而言,并未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变,恰恰相反,与曾经的图景相反,体制依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关键资源,并系统、持续攫取经济发展的大部分份额;而攫取到的经济成果,又被系统地运用到政权、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强化中,以尽力掌控新兴的社会力量,占领新兴的社会空间,从刚性维稳到网格化维稳,尤其是近年来针对网络(路)空间、法治维权、NGO组织、包括民间宗教的全面压制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更有压制性、也更为强大的专政体制的运行。

如此现实,击破了曾经存在的广泛幻觉,也从心理上改变了广大新兴社会阶层与体制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所谓新兴中产阶级来说,已经解决了生存和初步发展问题,他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安全,以及更充分的发展机会,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权利的落实,需要一个包容性的制度,而如今,其所感受到的却是权利的持续被压制,自身利益的被系统性的攫取,展望未来,看到的则是体制的日益刚性和封闭,社会空间在被压制下萎缩,由此不难感受到,自己与体制其实处于一种直接对立的关系之中,既然如此,国家强大而自己并不因此幸福,盛世又与我何干!

魏则西、雷洋、徐玉玉、杨改兰......这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舆论热潮,其持续、高密度地出现,反映出其共同的心理根源,也就是所谓新兴中产阶级的脆弱和焦虑,而这一脆弱和焦虑,来自于凭借利益攫取而更大强制的专政体制的存在,以及其新兴中产的权利诉求的持续压制,对其经济利益的持续攫取,与这样一个更加具有压制能力、也更加具有攫取性的专政体制处于直接对立的关系之中,凸显了新兴中产阶级的脆弱,而在压制下原子化的、分裂的弱小社会,则预示着一个更加恶劣的无望未来,放大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无助和焦虑。

正是这样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之下,2016年,成为了新兴中产阶级焦虑集体爆发的一年,而与之相伴随的,还有盛世幻像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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