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星期三

莫之许:访民是专政的不治之症


美国当地时间,习近平一行的车队遭到在美访民的狙击,沿路访民高喊“习近平、见访民”的口号,更有李焕君、马广田等三人冲向习近平的座驾,最终竟然滚入车下,后遭美国警察带离。

上访现象由来已久,在最近十几年则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各路访民汇中央,也促使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截访黑监狱、京郊护城河,以及最近的封村工程等等,每当奥运等重大事件,更是草木皆兵,寸土必争,最近的9月3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70周年大阅兵,各种近乎变态的维稳措施再度重现江湖,比如吃饭需要登记,如厕需要出示身份证,更不用说快递停收、大批饭馆关门之类了。不难看出,上访问题或者说访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政治生活非常重要的剧目。


上访古已有之,西汉时期著名的缇萦救父,可算是较早的上访例子。对于中央集权体制来说,允许民众上访,设立诸如登闻鼓之类的机制,首先体现了最高权力的无所不在,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够形成对各级官吏的某种制约,同时也能在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建立起至少在心理上的直接联系,使民众在体制的日常剥夺之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舒缓效果。不能不说,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相当有效的,流传千年的青天情结,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定势,都与类似制度安排有关。

1949年以来,在党治的外衣下,很大程度上也复制了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设置,上(信)访制度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偶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以及在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建立直接心理联系上,现行体制与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有着同样的需求,上访制度之于现体制,并非阑尾,而是必须。最新的调查也表明,当代大陆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好感,要远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好感,除了宣传之功,洗脑之效,上访等类似制度安排的存在,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在古代,限于交通条件,也限于经济能力,上访之类并不具备规模化的可能,秦香莲和杨乃武式的个案被写入戏文广泛传诵,恰恰是因为其稀罕,以及身份的特殊,杨、秦等人,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文化和经济能力,方可能负担和实施告御状之类的行为。不过,上访制度这一古已有之的统治术,在进入当代后,却出现了令统治者始料不及的爆炸性后果。

当代上访的大量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过程,一方面,市场化过程意味着旧体制的局部瓦解,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被抛弃者,如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买断工龄分流人员,以及企业中的复转军人等群体。一方面,市场化过程中,权力之手始终在场,并力图攫取市场化的大部分成果,由此产生出了诸多利益被剥夺群体,如拆迁、征地等受损群体等,被不公正对待的经济纠纷受害者,等等。上述人员,共同组成了庞大的上访基础人群,据一些学者粗略的估计,人数当在数千万之巨。

在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所谓的上访,最终都会指向最高权力的所在地,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人群朝向中央集权的核心部位的聚集。不过,这一过程也呈现出了由弱到强的逐步加速,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0年前,即使是在1989年后政治气氛最压抑的90年代初,针对访民的维稳都还是不必要的,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晚间是开放的,在夏天,这里是许多北京市民乘凉的好去处,但到了1999年前后,天安门广场晚间不再开放,这当然与当时针对法轮功的大规模打压有关,但是,即使法轮功群体的抗争逐渐趋于沉寂后,天安门地区的维稳也并未得到松懈,各种访民在帝都核心地区的爆炸性出现,成为了最新的压力来源。

访民的爆炸性出现,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之外,在技术上,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首先,工业化时代带来了更为便捷的交通,也使得中下层民众拥有了较为充裕的现金收入,从而获得了更强的流动能力;

其次,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过程,相对计划时代,需要促进人身的自由流动,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与其说是一项德政,不如说是因为其符合了当局推进市场化的需要。

第三,市场化必需的人身自由流动,也促成了单位制和公社制的解体,从而部分解除了加诸于民众身上的直接控制,民众获得了相对的人身权利,相比改革前时代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也因此,时势丕变,农业时代貌似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设计,放之当代,却变成了统治者的新问题。

访民在帝都的大量聚集,带来的不仅是治安压力,而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冲击。1989年事件表明,貌似强大的体制,有着其难以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一旦在天安门这样的核心部位出现人群的大规模聚集,除了动用强力手段加以压制,现行专政体制并无可资运用的制度化手段加以应对和化解,也因此,大规模人群聚集,对于现体制乃是近乎无解的冲击。尽管从个体而言,上访者寻求的是个人利益的补偿,但成规模的游离群体在北京的聚集,且都指向政权的最核心部位——这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上访逻辑的必然,对于后1989体制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也因此就不难理解,何以针对上访群体这样对现体制依旧抱有期待和幻觉的人群,会如此如临大敌,采取了种种超常规、超法制的强力维稳措施。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行,需要上访制度的存在,现代条件下,上访人群朝向核心地带的大规模聚集,又非现行体制所堪承受,于是,各种从上访源头就开始的阻截、隔离措施遂应运而生,截访黑监狱之类的大量出现,奥运、阅兵等重大事件期间的大规模动员和强力维稳,即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对体制依旧存有期望乃至幻觉的上访群体,竟然成为体制最为警惕和防范的对象,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许多人质疑,这样的维稳措施似乎并不必要,也有人认为,强力维稳将对于体制仍存有盼望的人士推向绝望,实际上不断制造体制的对立面,从而即使对于体制本身来说,也不能算是聪明的举动,于建嵘等改良知识分子,一直试图破解这一困局,而提出了诸多方案,不过,如果笔者上述分析成立,则不难看出,看似荒谬乃至愚蠢的强力维稳,实际上有着体制不得不如此的逻辑。

吊诡的是,上面已经谈到,上访群体的爆炸性出现,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人员流动是分不开的,而人员流动又与计划时代的直接控制体系如单位制、公社制的瓦解密切相关,而种种强力维稳措施,无论是层层截访,还是大型事件期间的强力动员和大规模维稳,其实都是计划时代遗留下来的直接控制体系的重新集结和强化,如居委会、村委会的维稳功能的加强,强力部门的地位上升等等,一直到最近的网格化维稳体系,都表现为原有直接控制体系的复活和强化,这表明,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带来治理体系的改变,却以一种扭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路径,反而强化了原有的治理逻辑和体系建构。

理论上,市场化会带来对以规则为主导的治理体系的追求,而在大陆的权力主导市场化体系下,出于核心地带安全形势的排他性考量,以及对于大规模人群聚集的零容忍,带来的却是直接控制体系的复活和强化。这一事实表明,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进程,最终促成的是一个带有鲜明极权特征的体制,也因此,有许多论者忧虑于维稳体制带来的刚性,以及对想像中的良性转型的破坏,可是,只要中央集权的体制属性不变,现有的利益剥夺格局不变,如前所论,面对访民爆炸性出现,以及朝向核心地带的聚集,这种体制刚性只会继续强化下去。

如今身陷囹圄的许志永博士,曾经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发起三博士上书,此后多年,将很大精力用于推动截访黑监狱的废除,然而,截访黑监狱这一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非法存在,因为关涉到核心地带的安全形势,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许博士的努力自然难以获得效果。

而体制之所以如此行事,并非因为愚蠢,而是形势所迫下不得不然,放眼未来,复活和强化直接控制体系,以应对部分市场化带来的后果的趋势行将将持续下去,刚性维稳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极权体制强固,已呈不可逆转的趋势,发生在美国的拦驾事件,无非是这一国内已经无解的矛盾,在国外舞台上的模拟演出,在这个意义上,访民及其带来的威胁,其实是专政体制的不治之症,并将伴随新极权体制始终。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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