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捐赠本站

2016年12月24日星期六

莫之许:“孙志刚神话”早成绝响


从魏则西到雷洋,青年人的死亡总是令人扼腕,尤其是“人大硕士”这一符号,不仅串联起了广大新兴中产欠缺安全和救济权利的焦虑,导致话语场持续升温,也让社交媒体时代的校友政治一露峥嵘。

继人大88级部分校友的公开信之后,人大77、78级部分校友实名联署的公开信,以及西安交大88级部分校友的公开信也相继出台,将话语抗争一次又一次地推进下去。有人因此认为:“这是一场压抑很久的公民行动”,也有人因此憧憬:“雷洋事件能否成为法治国家之始”?(FT中文网评论文章)

从事件的性质来看,雷洋之死与13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很相似,都是死于警察或由警察控制的暴力之下。孙志刚事件最终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雷洋事件也让许多人燃起了类似的希望,当然,也不乏反对意见,如詹万承先生就认为,“不可能再有一个‘孙志刚’”,这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新闻报道:“调查报道基本消失了,准确的说:涉及到权力对抗的社会事件完全没有专业报道了”;

2、网络动员:“没有记者和新闻了,我们只有靠自己在微信公号里面张罗了。但是我们删帖的系统更加强大和健全了,帖子被删的更加及时了”;

3、法制维权:上书的三个博士,一个接近消声,一个流亡,一个在监狱,“维权律师。这个‘行当’,过去两年,被全部‘铲除了’”。

詹万承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十多年前,大陆市场化进程之下,新兴的市场化媒体、网络空间和法制维权,都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萌发期,但在随后也都逐渐归于消沉,尤其是近几年,在市场新极权体制的持续打压之下,更是面目全非,即使以渐进改良主义的标准来看,也不能期待雷洋事件带来类似的改变。

不过,笔者尽管赞同詹万承先生的判断,但却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在笔者看来,将孙志刚事件被看成是通过新闻报道、网络动员、法制维权,进而带来制度改变的经典案例,其实也是事后的话语虚构,而非真正发生过的事实,对孙志刚事件的这种解读,更像是“孙志刚神话”。

在2000年前后,收容遣送制度还没有废除,送往昌平“筛沙子”的人群仍络绎不绝,但是,经过《南方周末》等媒体此前多年的报道和批判之后,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已然动摇,其寿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最终,通过《南方都市报》对于孙志刚事件的大胆报道,经由网络发酵,收容遣送制度终于在2003年得到了废除。

孙志刚案的结果,加上当时的“胡温新政”大气候,形成了一种相当深入人心的民间话语,这一话语主要是以下两个命题构成:

一是法治优先论,其又一表述为“通过法治走向民主”,而在随后的维权运动中,又被表述为“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在这个主题中,收容遣送制度本身的存废与法治进程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废除收容遣送,以及进一步地废除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一系列未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人身自由的“恶法”,将使得中国的法治水平获得提高,而法治水平的提高,又可以为最终的民主转型创造相应基础。

一是官民互动论。当时的民间话语相当看重许志永、滕彪、俞江等三博士的上书,甚至超过了作为关键报道者的《南方都市报》,尽管三博士的上书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甚至是否起到过作用,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明,但人们还是乐于相信并传颂上书的作用,将之看成是关键因素或临门一脚。

因为,假定上书发挥作用这样的假定,有助于形成民间诉求、体制回应的官民互动模式的成立,再通过与法治进步的结合,一种将新闻报道、法制维权、网络动员的动员模式,以及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互动模式集合在了的渐进转型图景,不仅在那时开始成型并传播,不夸张地说,这也是随后十多年间的大陆民间关于转型的主流图景。

然而,随后的进展并不如当初人们想像的那么顺利和乐观。

首先,仅仅一年多以后,主持报道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领导班子即遭到整肃,最终,李民英、喻华峰获得重刑、程益中被双开。

其次,尽管收容遣送制度得到了废除,正常的务工经商流动不再受到影响,大陆民众的人身自由也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的改善,但是,以首都稳定的名义,“截访”和“黑监狱”却开始泛滥了起来,从水桶最短的木板来看,这表明,大陆的法治水平并未因收容遣送的废除而有所进步。当然,更不用说比比皆是的各种违背法治原则的行径了,只要具有基本的智力诚实,就不得不承认,孙志刚事件之后的十几年间,大陆并不存在所谓的法治进步。

最后,在笔者看来,收容遣送被废除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进程内在地需要人身、商品、资本、信息的自由流动,收容遣送作为过时的管理制度,与这一趋势是相背离的,这或许才是体制容忍《南方周末》等市场化媒体对此加以抨击,并最终将之废除的根本原因,《南方都市报》的勇敢报道,则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但是,“黑监狱”的卷土重来却表明,这一切与所谓的法治进步无关,而只是涉及到专政体制基于自身需要,所进行的治理手段的调整。

孙志刚事件多年,也再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件出现,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后多年,三博士之一的许志永先生一直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关注黑监狱之上,或许,在他看来,只有黑监狱也被废除,才意味著废除收容教养制度的意义真正实现。而这一次,最终的结果是许志永博士的锒铛入狱。这表明,所谓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互动,并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其可能存在。

程益中、许志永、滕彪等诸多新闻人、法律维权人士、网络活动人士此后十多年的命运更加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馀地,三博士上书所起到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神话。需要认识到,尽管市场化确实带来了体制的若干变形,但专政制度作为整体并没有所改变,专政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并未受到丝毫动摇。

尽管如此,互动和渐进图景并没有失去人们的支持,2012年前后,围绕劳教的存废,互动、渐进模式的话语建构再一次出现,劳教的废除,重新点燃了人们通过法治进步促进制度转型的希望,也重新燃起了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期盼,这一次,浦志强律师以其突出的贡献,成为了标志性人物,并因此成为了一些机构评选出来的2012年年度法治人物。

出于对孙志刚事件的长期反思,以及对近年来市场新极权体制打压升级的观察,2012年8月,早在劳动教养被正是废除前几个月,笔者就曾预言:“废了收容遣送,换来黑监狱和法制学习班(还有更不为人关注的被精神病),要真废了劳教,估计换来的是更多的寻衅滋事、招摇撞骗、扰乱公共秩序、冲击国家机关罪……专政是整体的存在,以为废这个废那个就是进步的思路还是歇了吧。”

不幸言中的是,不到两年时间,2014年5月,被认为是废除劳动教养临门一脚关键人物的浦志强律师,还真是因为寻衅滋事罪被捕被判,真可谓一语成谶。但也再一次地证明,曾经流传的以官民互动为内容的“孙志刚神话”的并不存在。

如今,从魏则西到雷洋事件的话语热度之下,许多人又开始幻想民间推动的可能,又开始幻想法治进步的出现,但是,“孙志刚神话”已成绝响,从收容遣送到劳动教养到的废除,从许志永到浦志强的命运都表明,专政是整体的存在,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进步,专政更充满压制性,也不会有所谓的互动模式。甚至,在舆论热度上,“要想成为雷洋案第二,很难”。

2016年5月14日 原载于东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欢迎捐赠

Paypal:

Bitcoin: 16SYFnHkAgs3L1QGAKeancENwKfXTH5x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