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河：素质论是极权的帮凶

关于公共事件的评论，每每看到素质论或明或暗存乎其间，上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下者则直斥国民素质低下。似乎当前种种谬误，皆由国民而来：国民愚昧，不知独裁之祸，选择被专制在前；国民愚昧，破坏法治程序，应由合法渠道寻求正义；国民愚昧，不懂得抗争以求自由权利，任由当局欺凌。

站在素质论的高地上指责他人总是容易的，而且能够轻易获得优越感。假定素质论者都是素质较高的人，他们更能够适应现实，并取得中产及以上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然后反过头来鄙视底层，自然愿意把原因归结为自身努力获得的素质提升，而不是其他。当然，笔者无意批判他们的优越感，因为素质论并不仅仅是某种优越感。

素质论者往往诉诸经济、法律等专业领域。例如，民众愿意并支持整夜排队去买一张火车票，是因为不懂得交易成本和市场效率，民众在股市、房市上受骗，是因为不懂得经济学，经济素质低下；民众不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而是挟私报复，害人害己，这是因为法律素质低下。拥有经济、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就能因此心安理得地在这些专业领域阐述素质论的正确：当前的状况是民众经济、法律素质低下造成的，想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先提高民众的经济、法律素质，所以就有了市场先行、法治先行等众多后门理论。这些可笑的认知，在大陆很多被视为有水平的知识分子中广泛存在，而且获得了很多明显的或潜在的素质论者的支持和赞美。和醉心于启蒙的国师们一样，他们隐含的话语是，如果民众的素质不提高，就永远也不能实现民主。

素质论者对国民素质的指责，实为对国民选择的行为和结果的指责，也即国民因为缺乏作出选择所必需的某种或全部素质，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因而得到如此的结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素质，选择性地忽视了制度之恶的作用。本应由制度之恶承担的全部或部分责任，在素质论者眼中，就转化成了个体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是个体因为素质低下应得的。

如果说“新话”语法体系的作用是为极权治理的合法性背书，那么素质论种种，则是在为极权统治的合理性作出论证。

素质论推演下去就是极权。按照素质论者的看法，国民因为缺乏某种素质而无法作出他们认为“正确”的选择，那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可以被客观评价的“正确”选择。进一步的措施是，当人们无法作出正确选择时，就有必要提升他们的素质，“帮助”他们正确选择；如果帮助还不见效，出于为他本人也是为全社会负责的精神，就有必要强制他们正确选择。这正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推演越界了，因为素质高的特征之一就是承认人的主观价值选择，前述的“正确”选择不存在，他人也没有权利替个体作出选择。那就来推演一下现实：如果说民众因为素质低下而“选择”了某一制度，并且因为“素质低下”不得不继续、或者只能在这样的制度下生存，那么结论就是，当前的制度和民众的低下素质是匹配的。极权之下挣扎的民众，也因此不具备民主的资格和能力——愚昧就活该被专制。

民众中的多数，或许不完全理解构成所谓“素质”的那些抽象的话语，但不要指责他们，抗争就是他们的话语。他们能理解自身利益之所在，他们也终将理解千般苦难之由来。即使民众的素质确实需要提升，那也只有制度的变革，才是提升的理由和必要条件。在制度还没有发生变革之前，继续在素质论的泥潭里打滚，就是极权的帮凶。

当然，提高素质还是很有必要的。具体的方法有很多，通过吃螃蟹锻炼思维和动手能力就是其中之一。固城湖是江苏饮用水水质最好的，建成了成熟肥美的河蟹社会。点击原文链接，或者某宝搜“和记蟹行”，报“星推社”名号，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