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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7日星期六

莫之许:屠夫为什么重要(2)


所有这些民间积极分子,都具有鲜明的抗争意识,和更为彻底的反对立场,对于他们来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更像是难得的冠冕,也是其对长期努力的另类承认。

2015年7月9日这天,先是包龙军及其子包卓轩(蒙蒙)在首都国际机场被带走,随后,其妻王宇律师也在家中被带走,接下来数日内,北京锋锐所自主任周世峰以下的多名律师和工作人员、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的李和平律师及其助理赵威(网名考拉)等人,以及谢阳、隋牧青、陈泰和等各地律师相继被抓捕,更有上百位大陆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律师和维权人士之亲属遭到传唤,约谈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这一事件,也被命名为“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或者“709”律师劫,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事件中从律师的角度受到广泛关注,并不奇怪。律师具有为现行体制所认可的身份,维权运动也具有相对的非政治化色彩;围绕权利诉求的耕耘努力,又能被纳入到公民社会等话语建构之中,从国际的层面来看,为西方政界、媒体和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之故,通过维权律师关注大陆人权状况,推动大陆公民社会建设和人权进步,成为许多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优先选择,反过来,维权律师的状况,也就更容易被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看作是大陆人权状况的晴雨表,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国内层面,维权运动行之有年,具备相当深厚的社会认知度,社交媒体时代以来,维权律师之间具有了更多的相互连接,维权案件的传播也有了更加方便有力的平台,维权律师群体也因此拥有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维权律师被抓捕的事件,如此前浦志强、夏霖律师的被捕,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像“709”这样的大规模抓捕律师,当然也就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并促使该事件被定名为“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或者“709”律师劫。

不过,在这一波大抓捕行动中,并非只有维权律师蒙难。除了律师助理和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民间积极分子也被同时拘捕,包括709同期的胡石根、勾洪国(戈平)、刘永平(老木)、 林斌(望云和尚)、以及先期被拘捕的吴淦(超级低俗屠夫)、翟岩民、刘星等人。如今,律师助理和律所工作人员已经基本释放完毕,而民间积极分子则与被捕维权律师一道,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从至今在押人数来看,民间积极分子的比例相当之高,此外,被抓捕维权律师和民间积极分子拥有共同的罪名,这表明,这些维权律师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共同之处,才是当局所真正在意而必欲加以遏制和打击的。仅仅将“709”事件定性为维权律师大抓捕,仅仅从法制维权被遏制打击的角度去理解,很可能是不全面的。

一度,大陆的维权运动更倾向于“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更多地在法制轨道之内运行,而对于各种动员持谨慎立场,实体动员、现场围观,则更加谨慎。但社交媒体时代以来,这一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维权律师开始采用各种具有抗争色彩的表达方式,死磕方式蔚然成风,如本次也被逮捕的王全璋律师,就曾在靖江采取过抗争行动,并因此被行政拘留,并因此引发了一波现场围观潮。律师群体与民间积极分子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在一些维权案件中,律师群体与民间积极分子配合密切,从网络传播,法律研讨、到现场围观,都少不了各种积极分子的参与。

而在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促进了民间群体的相互交往,刺激了行动意愿,从2011年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行动以来,在吴淦等民间积极分子的长期推动之下,民间逐渐形成了一套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就这样,在社交媒体时代,在民间行动空间中,维权律师与民间积极分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很难区分,究竟是运行有年的维权运动中,加入了民间积极分子的抗争元素,还是民间积极分子逐步成熟的抗争模式中,加入了维权律师的元素,不管如何,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本来是相对平行的两股潮流,出现了事实上的结合,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笔者的观察,2014年后,这一合流趋势本身形成了某种加速效应:在黑龙江建三江,以四位律师的被行政拘留和遭遇殴打为起因,引发了一场民间积极分子奔赴的围观事件;郑州十君子的会见权,促成了郑州三看这一大规模抗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都既体现出了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又都有鲜明的法律诉求,以及积极的律师参与。两者的结合,大有成为当代抗争主流模式的趋势。

此外,相比维权律师,民间积极分子具有更强的抗争性,在观念上也更具有政治反对立场。维权运动与民间抗争的合流与活跃,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抗争色彩和反对立场,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放大,不可能不引起当局的重视,事实上,早在郑州三看时,当局就一度刑拘了十多人。到了2015年的庆安事件前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各种民间活动也更趋活跃,最终,在庆安事件的爆炸性影响之下,吴淦在抗争现场直接被捕,随后出现“709”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是早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局所真正在意的,并不仅仅是维权律师,也包括民间积极分子,所欲加以遏制和打击的,也并不仅仅是法制维权,而是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社会动员,在这个事件当中,民间积极分子与介入民间抗争的维权律师一样,都是主角。在这个意义上,以“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命名这一事件,多少遮蔽了其他民间积极分子的存在。

已经有论者指出,“709”事件更应被看作是国安模式下的第一案,而在我看来,这一案件,也更应该被称为“709”颠覆大案。

民间积极分子从抗争活动中涌现出来,成长为具有相当公信力、组织力和传播力的节点型人物:如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就长期在网络上从事各种话语传播和资金募集,具体推动各种抗争事件,被抓捕的望云和尚,在郑州三看抗争事件中,担任网络募捐的银行卡持卡人,平时也与福建访民圈和公民圈有著密切的互动,至于民运老将胡石根,近年来也一直默默地推动民间群体的相互连接,从教会到新公民运动,从访民到律师,都是他广泛交往联系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他们的长期努力,维持了民间抗争,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的敌人。

所有这些民间积极分子,都具有鲜明的抗争意识,和更为彻底的反对立场,对于他们来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更像是难得的冠冕,也是其对长期努力的另类承认。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所能获得的关注,要远远少于维权律师们,但是,在一个打压社会动员的颠覆大案中,他们才是更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更当之无愧的主角。

通往权利的道路,从来都是由抗争铺就,在这个颠覆大案一周年之际,请让我们记住他们,并感谢他们的努力,让这个时代没有彻底失去光彩。

2016年7月9日 原题为“709颠覆案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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