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

大变局前夕,回望中国(五):农民,被隔离的底层

作为中国的政治边缘和社会底层,中国农民是离官僚体系决策过程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集团。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谈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馈能力最低的一群。这种地位决定了,农民将是官僚体系利益恶性最大化的首选牺牲对象。当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拮据的时候,这种“抽取”就可能将农民直接驱赶到生存底线之下,制造出庞大的“博命集团”(这是吴思先生一个精彩的发明),此类博命集团在中国2000年的王朝循环中扮演了十分显眼的角色。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
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对于一直就以“农民问题专家”自命的中共来说,仁寿农民暴动可能只是一个丢人的“洋相”而已,但对于阔别农民运动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某种不祥的历史接续。在中国将近1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农民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正是凭借对这个中国式问题的清醒洞察,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小小的革命集团而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执政者的。仁寿县,位于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离省会成都不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在平静了40多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又一次爆发在中国偏远的内陆省份,这很难说是偶然的。不过,仁寿农民运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面,是它爆发的时间。
仁寿农民暴动,发生在1992年年末,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一年时间。1992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戾点,是以城市为主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启动时期。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中都弥漫着一种“新纪元”的躁动,开发区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四处流传,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种兴奋和焦虑紧攥着。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资源在短时间内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这背后,并作为中国城市迅速抽取农村金融和财政资源的一个直接后果,农民迅速地暴动了!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资源在城市的聚集与农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性质而言,仁寿农民暴动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农民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绵延于中国近代史中的众多农民运动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它重新开启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农民问题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个意义上,仁寿农民暴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古老的中国问题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从1979年邓小平开始他传奇的农村改革,到1992年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农村度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时光,于是,农民问题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
时隔十多年之后,仁寿农民以“起义”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假相。中国农民短暂幸福时光的结束,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一丝余荫消失了。这个发端于1979年的农村改革,曾经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温饱传奇,其成果庇护中国改革将近20年之久。然而,当中国城市大规模的重启市场化的进程之后,中国农村在资源竞争中的天然劣势就立即暴露在了人们面前。与此同时,邓小平农村改革奇迹的过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来。如果说1979年之前,中国农民受到的是政治剥夺,那么1992年之后,在中国普遍的“伪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农民受到的实际上是政治和“伪市场”的双重剥夺。自1992年以降,中国农村的衰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那次仁寿暴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领袖张德安在的此后十年中持续活跃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有外国农业专家估计,到2002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比1.5,超过2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4~8倍。结合许多学者对中国内陆农村悲惨现状的切身描述,人们可以提出的唯一问题应该是:中国农村的“暴动”为什么会这么少?对此,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由于对1949年之前的农民问题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
在中国发生的所谓邓小平奇迹,准确的说是一次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奇迹。
而邓小平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于这个改革,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农业问题专家曾经感慨的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他当时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然而,与邓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个由邓小平的两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试验继而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神奇的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潜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发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使中国农业跃上了1984年的顶峰,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环境已经大变,联产承包——这种曾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过渡性土地制度的潜能已接近油尽灯灭之时。确切的说,这个主要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潜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释放到了极至。只不过,这一点远不如今日这般显眼而已。
1984年之后,中国农业(当时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上)逐渐趋于停滞状态,粮食价格的波动也趋于频繁。每一次波动之后,增加农业投入的呼声便会随之高涨。1993年之后这种呼声更是声声不绝。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战略重要性,一再强调所谓“无农不稳”的古老训诫,但农业投入在全社会总投入中的比例还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时候,农业仅占2%,在扣除通货膨胀后,1994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不过,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并不是中国农业问题的要害,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8亿农民。这样,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联产承包制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所谓“宁愿花巨资盖房,也不愿意花钱投入农业”。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无能。事实上,在中国国有企业广泛试验过的“承包制”,也遇到了类似的产权困境。只不过,这种产权制度在激发企业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方面,比在中国农民那里表现得更加露骨。最起码,中国农民还有一份对土地的传统感情依赖。在这样一种土地产权的安排下,农民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土地的投入。基层官僚体系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农村地权的随意调整,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甫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要紧的是,这种借助政治权力损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这其实说明,虽然具有法律性质的“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在表面上规定了农民的“经营权”,但通过各级官僚体系的侵蚀,真正到农民手上的,实际上连“经营权”都不是。在这样一种事实契约中,如果中国农民还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证明他们的脑子真的坏了。事实说明,中国农民的脑子没有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以减少对土地的投入来规避损失。这种规避在80年代末期表现为减少投入(官方资料显示,农民对农业的投入1989年比上年减少22.2%,1990年减少35.4%,1991年更锐减38.2%。),到90年代中后期则演化为大量撂荒,青壮劳力悉数出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凉村庄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中国农村的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经创造过什么的人间奇迹,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怀有什么样令人生疑的政治动机,中国90年代直到今天的农村现实告诉我们,这个在曾经7~80年代十分灵验的土地制度,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麻烦不仅来源于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产权问题,也同样来源于这个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问题。土地碎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所赋予中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城乡分割,农民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特色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困境。所谓“内卷化”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资源约束之下,中国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发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如此,农民的耕种主要变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润。在中国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76亩,低于世界0.8亩世界土地警戒线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越过土地供养人口的极限水平(而提高农业单产水平总是有极限的)。显然,这个趋势构成了对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反动。“内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种“退化”和“不发展”状况,与具有浓厚“进化”意味的“现代化”含义恰成两极。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决了激励难题的同时,却继承了这个特色。在与其他先对代产业的竞争中,农业本身就具有无法克服的比较劣势,中国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加剧了这种劣势。
无论是依经济之规律,还是征诸其他现代化国家农业发展之历史,规模经营都是中国农业难以逾越的一个的必经过程。然而,在中国谈规模经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有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优势,但其衰败的内部激励机制却早已声名狼藉。1979年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现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带有小规模经营的特点,其绩效也要比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优越得多。如此,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一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规模的私有化。只有这样,土地才能够迅速集中在少数有经营水平的农民手中,并使中国农业在规模经营的推动下走出困境。不过,这种办法很难为现有的中国领导人所接受,且不论其意识形态上的背叛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份遗产,任何中共领导人跨出这一步都必须承受致命的政治风险),单就其操作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望而却步。素以铁碗著称中国前任总理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期谈到农村股份制的时候,曾经隐晦的谈到了对土地私有化的担心。我们很容易猜想,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大量失地农民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四处流窜,寻找着生存机会。胆小的卖儿卖女,胆大的则偷窃、抢劫、杀人越货。他或许在担心,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对于有过1949年之前中国生活经历的人,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骇人的图景或许算不上夸张。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土地私有化的疑虑并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有着深刻的个人经历的因由。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进城,后私有。但在当代中国城市已经进入排出劳动力阶段的时候,我们怀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的确,在城市不能为中国农民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土地的急骤集中所可能带来的社会苦难是非常现实的。更为棘手的是,我们甚至无法判断,今天中国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国时期更好。中国城市失业率在90年代后期急剧升高的事实,增加了我们这种怀疑。
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它几乎与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放任农民工进城,那么他们就可能与城市失业工人形成生存竞争,如果以提高粮食价格地办法将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则可能对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业工人构成致命打击。
正是在这种左右支绌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这一行政措施不但没有挽救中国农业的颓势(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自1999年之后连续四年下降),而且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3000亿的亏损。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几次重要的失败之一。很清楚,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规模经营困境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得十分彻底,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有迹象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突围欲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度”一词昭显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中国新领导者的稳健风格,倒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农业进退维谷的痛苦处境。然而,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悠然从容”相比,中国的农民却在飞快的滑向深渊。按照中国一位著名乡官李昌平先生的说法就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先生为他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触目的证据是,在他曾经管制的乡村中,经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诉他,他们希望早点了结自己的生命。这可不是农民说着玩玩的,就在这位良心未泯的乡党委书记辞官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他所在的湖北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自杀。
中国农村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又一次深渊之旅,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个因素就是WTO。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WTO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2004年中国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波动。这个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羊毛、油料等产品的价格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只不过,由于当时封闭的市场环境,没有人过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信息。当时的一则报道曾经透露,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90年代中国农业所显露出来的危险迹象被一位美国专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学者将他的思考概括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强烈的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有关中国农业问题振聋发聩的第一声。
事实上,无论是从科技支撑、产权制度还是产业化程度,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明显的不利因素,迟早都会发生作用。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会以什么样方式展开以及这场竞争的残酷程度。日本、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农民屡见不鲜的农民抗议画面,为中国农民可能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蓝本。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有接近八亿之巨。或许,中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农民)最终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提醒的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冷酷。当然就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国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统计表明,仅乡镇一级,为了维持官僚体系的生存,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但这个形象的概括却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在盘踞于遥远城市之中的官僚体系。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农村企业家孙大午用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所说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体系。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型程度令人发指。
通常说来,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暴力手段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选择。
因为这不仅可能带来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为某种群体性事件,基层干部还可能受到上级的惩戒。李昌平就曾经成为过这种上级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杀事件引起了高层震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呢?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农村的生存资源已经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暴力行为发生的频度,实际上就是衡量中国农村生存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灵敏指标。虽然在少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比较值钱,因而聚敛了可观的财富,但就大多数农村而言,普通基层干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实权的基层领导)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农民邻居相去不远。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基层乡镇干部被拖欠工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国农村越来越频密的暴力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底层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则是“国家”的疯狂。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压榨农民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从国家那里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农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这种明显具有暴力性质的压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
据李昌平统计,仅监利一县,被非法关押过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只有当这种压榨不堪忍受,足以激发民变的时候,农民才会以“稳定隐患”的形式进入城市官僚体系的视野。而在平时,农民既不是他们负责和服务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个人前程构成任何损害。正如农民看不见城市官僚一样,城市官僚也看不见这个数量惊人的底层阶级。在那些离农民更加遥远的城市官僚看来,农民不过是他们越来越疯狂的“政绩”攀比的一个工具,是他们维持日益浮滥的官僚系统运转的一个抽象的“税基”。显然,灾难发生在底层,但压力却来自官僚体系的上层。
汉学家杜赞奇先生曾经用“国家经纪”这个独特概念来描述中国官僚体系在基层与农民的互动。但与杜赞奇先生描述的那个时代相比,中国的今天的基层官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农民保护者的功能,走到这个谱系的另外一端,彻底蜕变成了“掠夺性经纪”。这种蜕变与中国官僚体系在1949年之后对基层更加成功的控制是一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基层官僚更多的已经不是出自民间的乡绅,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远比来自农民的大。一位河南的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处理不好对‘上’的关系,更是不行,因为‘乌纱帽’在提在他们手上,随时可将你撤职,结束你的政治前途”。
正是这位镇党委书记的前任,甫一上任,便大搞政绩工程,又是向银行贷款、又是向农民摊派(其摊派之多,相当于当地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以至于最终激起民愤,导致数千农民围攻镇政府。在他的政绩工程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为进身之阶的时候,这位雄心勃勃的党委书记自己却被村民殴打入院。从这个倒霉的镇委书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国农村基层官僚的一种激励来源。中国官场中的升迁虽然标准十分模糊,但经济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则是他们向上流动一个必不可少的硬指标。
对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官僚体系,这个指标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各级官僚,这个指标则关乎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短期内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对资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于是大肆借贷、摊派、竭泽而渔就成为中国官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取悦上级的手法。很显然,中国基层官僚许多荒谬的举止都来源于中国官僚体系给予他们的不当激励。而这种目标恰恰是中国官僚体系最高层以“国家建设”的名义逐级分解、传递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干部许多看似乖张的行为实在不是他们个人的率性之为。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这种行为为什么会蔓延得如此广泛。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改革的一个隐含逻辑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中国官僚的行为激励中就不仅包括了政绩的极大化,而且也同时包括了个人财富的极大化。财富最大化所引发的自我激励虽然没有政绩激励那么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励强度并不亚于政绩激励。经过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国官僚甚至能够将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激励非常巧妙的融合起来,(例如,他们利用公共建设将个人财富和政绩最大化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官僚体系对时代精神的“适应”能力实在让人惊叹。不过,在这种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背后,则是官僚体系对民间财富的极大化抽取。只有这种力度的抽取,才能够满足新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在政绩和个人财富两方面同时膨胀起来的欲望。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官僚体系显然更多了一种抽取民间财富的激励。作为中国的政治边缘和社会底层,中国农民是离官僚体系决策过程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集团。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谈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馈能力最低的一群。这种地位决定了,农民将是官僚体系利益恶性最大化的首选牺牲对象。当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拮据的时候,这种“抽取”就可能将农民直接驱赶到生存底线之下,制造出庞大的“博命集团”(这是吴思先生一个精彩的发明),此类博命集团在中国2000年的王朝循环中扮演了十分显眼的角色。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下降周期,农民纯收入增速急剧放缓,大幅落后于GDP增速,其中1997年为增速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进一步降到了2.1%。这远远落后GDP的增长速度。不过,几乎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是1998年?其实原因非常简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开始在国内发作,官僚体系维持经济增长的压力骤然增加,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这种压力的一个后果。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压力通过官僚体系逐级转嫁,最终落在了最弱势的农民头上。所以,农民收入“选择”在1998年开始下降,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结果。由此观之,农民收入实在是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
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学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改”走了300~500亿元。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1/3的存款,却只得到了1/10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
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这个结论可以从80年代中期之后,农民与其他阶层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观察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由于集资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为他违反了某种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而实质上则是他妨害了某种“国家能力”,因为金融这种配置资源的市场手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官僚体系从农村抽取资源的一种行政渠道。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孙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将农村统摄于改革时期整个官僚体系的框架中,而不仅仅是把农民局限在与基层干部博弈的框架中,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国农民的困境。农村问题,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本质上都是一个城市问题。这种本质,在中国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表现得极其尖锐。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将农民城市化,而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则是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根本。然而,恰恰是这种资本,却遭到了无情剥夺。粗略的统计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政府通过征地(实际上是一种强买)剥夺了农民至少5万亿之多。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动员和组织成本极其高昂。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压力集团。
他们受剥夺的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但中国200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中国近20多年改革时代的体察都告诉人们,这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否则,对官员有着最为完备的道德训诫体系(里面充斥着亲民、爱民以及自我约束的劝谕)的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破坏性的王朝更替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他们也经常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驯顺性格上。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贱民和暴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角色的转换瞬间就可以完成。承平时期压榨贱民,危机之时防范暴民,中国官僚体系2000年以来的基本职能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摇摆。走出这个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民变成拥有平等法律权利的现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号称进行了20多年现代改革的中国,无论是在统治者那里还是在被统治者那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意识的萌芽。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地方官员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一旦危机席卷,农民仍然会扮演他们反复扮演过的传统角色。暴民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破坏集团,没有长期的组织目标,不善于谈判,也不屑于谈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破坏和颠覆。1993年的时候,中国出现过一本争议极大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八亿农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时看上去与其他的山头没有什么两样,恰如今日沉默、厚道的农民,但一旦开始喷发,就会在短期内发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暂、猛烈、无明确先兆的特性而言,将中国农民比喻成“活火山”无疑是神来之笔。
有人将阻止火山爆发的希望寄托在压制农民的结社权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与农民集团的疏离上,以为如此一来,农民就只有在分散状态下逆来顺受的份,但这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暴民集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严密的组织,也不需要什么长期目标,他们甚至也不需要所谓精英人物。把他们聚集起来仅仅是一种共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一个敢于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够在刹那间掀起风暴。事实上,从中国过去十多年中连绵不断的小规模的暴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动的迹象。毕竟,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久了。他们发动了这一次的改革,却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抛弃了。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种族”。巴尔的摩日报记者FrankLangfitt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他说,在他访问过的一个湖北农村中,有38户家庭由于无力缴纳税收,被当局拆除了房屋。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跟他们的家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相信,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只是一些极端案例,但这种事情发生改革25年之后的中国,无疑对中国农民的整体现状具有极强的指标性意义。这种文明社会很难容忍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中国农民的现状离我们在理论上推导出的那种“贱民”究竟还有多远?这个“卑贱的种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们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暴力技术以及迅速的赈济能力,或许可以遏制造反行动的大规模蔓延,但以类似种族隔离的手段长期将农民阻止在财富和权利之外,则无论如何是不人道的。而这种对农民的排斥最后所导致的对现代化的阻断作用,已经被中国近代历史多次见证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阅读和亲历所及,中国农民还仅仅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他们看得见的基层官僚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2001年最后一天,江西万载县发生伤亡惨重的鞭炮爆炸。当有记者问道“为什么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时候,村民们的回答令人震惊而又悲凉:与其饿死,不如炸死!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中国部分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间而已。对生存境况这种清醒而又绝望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与其炸死,不如战死”。对当局者来说,这已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它强烈暗示,在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又一次被驱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让人眩晕的中产阶级时代幕后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吗?1932年,一位美国青年怀着由来已久的好奇来到了神话中的中国。然后,他在北京租下一座豪华的宅院,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这两个中国有着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评论说,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的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的发现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风靡一时的重要范式。令人悲哀的是,70年过去了,这个范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释力,吸引着我们这些后辈晚生的注意。难道我们真的还停留在费正清见证过的那个时代吗?抑或,它们仅仅是相似而已。


作者:袁剑
来源:奇迹的黄昏
原题:第三章 新阶级,旧景观
 一、农民,被隔离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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