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莫之许:对邓小平不同评价的背后




2014年8月23日,是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CCTV为此推出了《邓小平在转折年代》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也发表了长篇大论,一时间,大陆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对于邓小平及其改革的各种评价。

官方与民间有深刻分歧不难理解,针对官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调评价,民间的反驳认为,所谓改革开放的内容,早就存在于1949年之前,且所有这些,本就是民众固有之权利,邓小平作为前30年的中共核心领导人,曾是剥夺之主角,纵使后来有所改进,犹有不足,功也未必能抵过,何来高调之评价?
如乔木先生就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回到中国原来就有、国外持续存在的发展模式。政府只要减少控制就行,谈不上什么设计,顶多是对民国经济模式的传承,对国外的模仿。与其说邓小平是伟大的设计者,不如说是心怀愧疚的还债者”。

不过,针对邓及其改革的评价分歧,并不仅限于官方与民间,在自由派之中,也有相当深刻的分歧。具有很高德望的茅于轼先生如此评价邓小平及其改革:“我觉得邓小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贡献,就是让中国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这对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关系重大,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成绩,这是总的评价”,“经历过文革,才知道邓小平有多重要”。对此,社交平台上也颇有不同意见,这当中,首先是对邓小平在1989时决策的非议,仔细分析,则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对于改革本身的不同评价。

在自由派的观念当中,改革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正面词汇,受到积极的评价。这种积极评价,首先是对改革所获得的事实上的成就的肯定,经过改革开放,数以亿计的民众摆脱了绝对贫困,总体而言,民众在人身自由,经济福利和文化消费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茅老先生这样的老人,通过对比前后30年,尤其容易从相对进步的角度对改革开放持积极评价。

此外,改革作为一个正面词汇,还意味着对于未来的积极想像,在自由派内部,改革不仅在经济成就的意义上被肯定,同时也被看作是通往包括政治制度变革在内的整体转型的前奏或者有利条件,而被加以肯定。

换言之,对邓小平的评价的分歧,更多地体现了对于改革本身的评价分歧。对于邓小平及其改革的当下分歧,其实反映了自由派内部对于现状及未来想像的某种分歧。

自由派对改革的积极评价,首先是将其看作是整体转型的前奏。有别于官方的是,自由派认为,改革不仅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包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整体转型。

自由派曾广泛认为,1980年代存在所谓的改革共识,如1988年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即是其具体反映。即使在1989年的悲剧性事件之后,自由派仍未放弃这一根本前提。

一方面,自由派认为,是学运的激进导致了悲剧事件,破坏了上述改革进程,令人惋惜,也由此对1989学运持相对消极的评价;另一方面,自由派则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滞后,一方面是高速的增长,但也带来了贫富悬殊的扩大、腐败的涌现,以及利益集团的壮大等负面问题,而解决之道,则是需要回到改革共识,重启政治改革,并最终通过开启包含政改在内的新改革进程,既解决当下的问题,并实现渐进转型。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论述也随处可见。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对于改革的积极评价也就难以避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经过了1989年悲剧性事件,对邓小平本人的评价也依旧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曾经存在改革共识与重启政治改革的主流论述。近年来遭遇到泛自由派内部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从逻辑而言,1989年的悲剧性事件,正是对改革共识的否定,如果真有所谓的共识,何劳坦克上街?

其次,从事实层面,近年来,杨继绳等当代史学家的着作,赵紫阳、李鹏、邓力群、杜导正等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鲍彤、吴伟等参与者的文章,都一再说明,无论在体制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还是上述两派所共同组成的体制主流和自由派之间,都存在在广泛的分歧乃至斗争,并因此埋下了1989年悲剧事件的伏笔。

诸多事实表明,不仅改革的最大靠山邓小平本人从无由经济改革推进到自由化政治改革,进而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丝毫想法,即使是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胡耀邦、赵紫阳,同样也未曾有过类似设想,由经济改革到自由化政治改革,进而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渐进图景所构成的1980年代改革共识,基本是自由派人士面壁虚构的一厢情愿。

最后,一旦曾经存在改革共识这一前提被颠覆,所谓的重启改革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既然从来就没有过包括政改乃至整体转型在内的改革共识,那么,改革其实只是专政体制为了延续其统治而进行的自我修补,而无论是1989年的悲剧事件还是当下的权利现状都表明,从来就不存在指向自由化的改革本身,与这种质疑相伴随,“改革已死”的断言开始流行,改革的正面形象也开始悄然崩塌。

不过,仍有相当多的自由派人士并未放弃对于改革的肯定:即使从主观而言,体制并无通过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意图,但客观而论,经济改革又确实为政治改革,又或者说为包含政治体制在内的渐进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论述看来,经济改革带来了若干有利于渐进转型的有利条件:

为推进有限市场化,官方容忍了亲市场的自由派话语,主动推进法制进程,在社会管理上也有推进村民自治,有限放开特定领域的NGO,等等。相当多的自由派人士认为,有限市场化及其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积累了有利于渐进转型的社会基础,只要体制能够顺应这一趋势,民间也就能够加以推进,从而在所谓良性互动之下,实现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平稳转型。

不难看出,这一论述仍是上述重启改革思路的某种变形,但对于有限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后果寄予了更多的期待,但无论如何,从这一论述出发,依旧对于改革本身持有相对正面的评价。

然而,这一论述也同样未能避免质疑:有限市场化确实带来了上述后果,也带来了若干社会发育的雏形,但在另一方面,针对有限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体制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体制不仅保留了对于核心经济领域和资源的控制,同时,在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同时,保留了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以实现对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控制,有限市场化改革的经济成果,则被体制用于强化社会管理,推出了刚性维稳乃至网格化维稳体制,换言之,有限市场化改革并未带来体制的根本性变化,而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

得益于有限市场化改革的经济成果,这一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正处于其巅峰时期,中共18大所提出的“三个自信”和“两个100年”的目标,以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宣示,既显示出市场新极权体制长期存续的意图,同时也展现了市场新极权体制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的长期趋势。

随着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的确立,体制不仅继续维持了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依靠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更为多样的手段,将一切有形的异议反对压制于萌芽状态,同时,对有限化市场改革所带来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壮大和自由化话语的传播等后果,也持越来越警惕和越来越防范的立场。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体制不仅通过两新党建等方式直接介入,同时展开网络清理,以夺回意识形态主动权,而针对异议反对和维权抗争,也持越来越不容忍的态度扩大打击,也因此,市场新极权体制的确立和扩张,事实上打破了所谓改革有利于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渐进转型的幻觉。

在市场新极权的现实之下,所谓改革有利于良性互动进而通往渐进转型的论述,随之在自由派内部也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其说改革带来了有利于良性互动和渐进转型的条件,不如说改革增强了体制的韧性,提高了新极权体制的存续能力。

由此,改革本身遭遇到了某种根本性的否定,在自由派内部的一些人士那里,改革从积极评价的正面词汇,悄然变为了一种负面评价的消极词汇,对于邓小平本人的评价,也随之从“开放有功、xx有罪”这样的两分法,走向了更具批判性的评价。从这一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茅老先生等人对于邓小平及其改革的积极评价,会在当下遭遇到如此多的激烈反对。

从否定曾经存在包含政改在内的改革共识出发,到否定所谓重启改革的可能,再到质疑改革有利于渐进转型,直到针对市场新极权体制而对改革本身也持负面评价,泛自由派内部针对改革本身的评价的分歧,已然改变了当下的思潮版图,如果说对毛泽东及其革命的评价,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一道鸿沟,如今,对邓小平及其改革的评价,也越来越成为泛自由派内部最深刻的一道鸿沟,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曲折反映,也预示了对于未来路径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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