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不好；
不能以一种暴力反对另一种暴力；
以暴制暴到以暴易暴，暴力循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有这三条核心的思维障碍，就很容易派生不少并发症。比如在内部政治议题中，鼓吹毫无可行性的温和改良；在国际政治中，则反对任何战争，即使是对本拉登和萨达姆这样的疯子开战。说到这里，我认为美国有不少人很搞笑，他们指责小布什不该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大罪状，是小布什编造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
那么，活着的国家元首萨达姆，本身不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小布什显然认可这个观点。他即使出于消灭萨达姆的目的，歪曲了一些情报，我也是支持的。做为一个思维健全的人类，更应该考虑的萨达姆这样的独夫民贼该不该被灭掉，而不是小布什是否又欺骗了美国国会某个委员会的一群老肉头。
“肉头”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然而，跟成排的幼童被踩在地上，用AK47挨个爆头好像还人道那么一点吧。我几个月前看到西方学者一短话，批评西方政治家和联合国，都患上了一种“调查委员会综合征”。倘若这世上再出一个希特勒种族灭绝犹太人，联合国的第一个和第三十个决定，肯定都是成立调查委员会。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程序正义吧。
今天，法国遭到恐怖袭击，又有不少中国人开始指责黄白二俄否决涉叙利亚议案。要我说，这挺没劲儿的。这两个老流氓，互为邪恶同心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救人如救火，欧美要铲除“伊斯兰国”，二俄拦得住？说到底，还是因为奥巴马这个订单婊太怂，以至于人权灾难不断扩大，直到烧到了法国人的眉毛。
欧洲如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并不见得比美国少。六七十年前，乔治.奥威尔就多次批评过这些“半吊子”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暂时不用承受邪恶势力造成的灾难，又不想承担对让人不适的事实评判和反应的责任。于是，披着一张“和平主义”的龟壳，做“理性中立客观”不倒翁，就成了时尚之选。
可号称反对一切暴力的人，大多矫情虚弱。这些人最应该做的，就是马上推翻地球上的任何政府，因为政府运营的基础，便是国家授权的组织化暴力。
反过来讲，尚未号称反对一切暴力的和平主义者，也应该列举自己支持的暴力类型，逻辑才可以自洽。问题再进一步，和平主义者面对不以的暴力以及暴力团伙，怎么办？
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就被记者问起如何看待纳粹的灭犹运动，甘地的回答倒也实在，他建议犹太人可以向国际社会呼吁，再不行就自杀，反正不自杀也得死。
上天有好生之德，甘地不是犹太人。
今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不少剖析“伊斯兰国”的各式文章，涉及地理、历史、宗教、军事和政治等方方面面。我不是否认这些文章的价值，而是搞不清楚我的朋友们转发这些文章，到底想说明什么。
老实说，我反对这种分析问题的办法。这扯来扯去，不过“积重难返”一词。问题是，恐怖势力问题源远流长、积重难返，指向的是应马上暴力打击之，还是像和平主义者所鼓吹的“暴力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以我论辩的经验，“暴力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持论者真正想提出的概念，是“暴力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暴力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暴力就有罪，就该缓行。同理，民主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民主就是虚伪的，连缓行都不必。这辩证法用得可真好。
遥远的苦难也许不是苦难。叙利亚小村死一百个人，远没有巴黎大街上死十个人重要。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声称生命有贵贱，可是全世界的正义之士，都在用点击量验证这个。
或许，问题可以简单一些。恐怖分子之所以能杀人，不过是因为他在杀人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打死。所以，杀死更多的恐怖分子，才是保护平民最有效的手段。
“杀死恐怖分子将制造更多的恐怖分子“，是一句邪恶的屁话。既然如此，杀光不就好了？如果说杀死一批恐怖分子，就有更多的恐怖分子站出来。那么，请相信，即使你不杀掉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后生也会垂涎你的项上人头。
这个时候，再扯什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类，逼格和智商已双欠费。任何文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一批这样的人：让他们活着自由着，便是对人类的犯罪。那些以虐杀欺凌他人为职业和梦想的人，本就不需要同情和理解。和平主义者的温言暖语，拯救不了他们，反而会搭上自己。
除了专业研究的教授学者，一般人扯这些无用的东西，只是人类虚妄的一个表征：世界上有太多可怕的无法理喻的事，我们需要有某种理论架构来容纳，才能缓解道德焦虑和认知失调。
所以，一个美国记者很可能会认为，某国的雾霾虽然有毒，但却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由之路。为听音乐会丢掉性命的某个巴黎市民，或许曾长期坚称，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不过是鹰派政客们筹划的阴谋。
除了绥靖，和平主义者还喜欢“宽容”，以至于他们谈起那些对反抗者一个都不宽容的犯罪团伙时，也要“宽容”。对恐怖分子，和平主义者固然很少明着出来宽容，可他们通过理论的架床叠屋，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平等。只有深入沟通，就会避免暴力，趋于大同。
在《宽容的不宽容》一书中，这被作者总结为新型的宽容观。在我目之所及，以此装逼招摇者也不在少数。今天，我想再次提醒下，宽容只是调剂不同价值之间的工具，它并无任何资格僭越于价值之上。
无论在巴黎，还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村镇，有良知和智商的人们都应直面一个问题：弄死哪些人，或至少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才能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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