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孙旭阳:和平主义者坏在哪里?


其实,我不知道啥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就像我不知道啥是“真正”的计划生育和祖国一样。出于起码的诚实,我先列举下我本文中所涉和平主义者的基本论调:

暴力不好;

不能以一种暴力反对另一种暴力;

以暴制暴到以暴易暴,暴力循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有这三条核心的思维障碍,就很容易派生不少并发症。比如在内部政治议题中,鼓吹毫无可行性的温和改良;在国际政治中,则反对任何战争,即使是对本拉登和萨达姆这样的疯子开战。说到这里,我认为美国有不少人很搞笑,他们指责小布什不该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大罪状,是小布什编造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

那么,活着的国家元首萨达姆,本身不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小布什显然认可这个观点。他即使出于消灭萨达姆的目的,歪曲了一些情报,我也是支持的。做为一个思维健全的人类,更应该考虑的萨达姆这样的独夫民贼该不该被灭掉,而不是小布什是否又欺骗了美国国会某个委员会的一群老肉头。

“肉头”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然而,跟成排的幼童被踩在地上,用AK47挨个爆头好像还人道那么一点吧。我几个月前看到西方学者一短话,批评西方政治家和联合国,都患上了一种“调查委员会综合征”。倘若这世上再出一个希特勒种族灭绝犹太人,联合国的第一个和第三十个决定,肯定都是成立调查委员会。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程序正义吧。

今天,法国遭到恐怖袭击,又有不少中国人开始指责黄白二俄否决涉叙利亚议案。要我说,这挺没劲儿的。这两个老流氓,互为邪恶同心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救人如救火,欧美要铲除“伊斯兰国”,二俄拦得住?说到底,还是因为奥巴马这个订单婊太怂,以至于人权灾难不断扩大,直到烧到了法国人的眉毛。

欧洲如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并不见得比美国少。六七十年前,乔治.奥威尔就多次批评过这些“半吊子”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暂时不用承受邪恶势力造成的灾难,又不想承担对让人不适的事实评判和反应的责任。于是,披着一张“和平主义”的龟壳,做“理性中立客观”不倒翁,就成了时尚之选。

可号称反对一切暴力的人,大多矫情虚弱。这些人最应该做的,就是马上推翻地球上的任何政府,因为政府运营的基础,便是国家授权的组织化暴力。

反过来讲,尚未号称反对一切暴力的和平主义者,也应该列举自己支持的暴力类型,逻辑才可以自洽。问题再进一步,和平主义者面对不以的暴力以及暴力团伙,怎么办?

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就被记者问起如何看待纳粹的灭犹运动,甘地的回答倒也实在,他建议犹太人可以向国际社会呼吁,再不行就自杀,反正不自杀也得死。

上天有好生之德,甘地不是犹太人。

今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不少剖析“伊斯兰国”的各式文章,涉及地理、历史、宗教、军事和政治等方方面面。我不是否认这些文章的价值,而是搞不清楚我的朋友们转发这些文章,到底想说明什么。

老实说,我反对这种分析问题的办法。这扯来扯去,不过“积重难返”一词。问题是,恐怖势力问题源远流长、积重难返,指向的是应马上暴力打击之,还是像和平主义者所鼓吹的“暴力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以我论辩的经验,“暴力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持论者真正想提出的概念,是“暴力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暴力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暴力就有罪,就该缓行。同理,民主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民主就是虚伪的,连缓行都不必。这辩证法用得可真好。

遥远的苦难也许不是苦难。叙利亚小村死一百个人,远没有巴黎大街上死十个人重要。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声称生命有贵贱,可是全世界的正义之士,都在用点击量验证这个。

或许,问题可以简单一些。恐怖分子之所以能杀人,不过是因为他在杀人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打死。所以,杀死更多的恐怖分子,才是保护平民最有效的手段。

“杀死恐怖分子将制造更多的恐怖分子“,是一句邪恶的屁话。既然如此,杀光不就好了?如果说杀死一批恐怖分子,就有更多的恐怖分子站出来。那么,请相信,即使你不杀掉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后生也会垂涎你的项上人头。

这个时候,再扯什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类,逼格和智商已双欠费。任何文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一批这样的人:让他们活着自由着,便是对人类的犯罪。那些以虐杀欺凌他人为职业和梦想的人,本就不需要同情和理解。和平主义者的温言暖语,拯救不了他们,反而会搭上自己。

除了专业研究的教授学者,一般人扯这些无用的东西,只是人类虚妄的一个表征:世界上有太多可怕的无法理喻的事,我们需要有某种理论架构来容纳,才能缓解道德焦虑和认知失调。

所以,一个美国记者很可能会认为,某国的雾霾虽然有毒,但却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由之路。为听音乐会丢掉性命的某个巴黎市民,或许曾长期坚称,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不过是鹰派政客们筹划的阴谋。

除了绥靖,和平主义者还喜欢“宽容”,以至于他们谈起那些对反抗者一个都不宽容的犯罪团伙时,也要“宽容”。对恐怖分子,和平主义者固然很少明着出来宽容,可他们通过理论的架床叠屋,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平等。只有深入沟通,就会避免暴力,趋于大同。

在《宽容的不宽容》一书中,这被作者总结为新型的宽容观。在我目之所及,以此装逼招摇者也不在少数。今天,我想再次提醒下,宽容只是调剂不同价值之间的工具,它并无任何资格僭越于价值之上。

无论在巴黎,还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村镇,有良知和智商的人们都应直面一个问题:弄死哪些人,或至少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才能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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