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

孙立平10月29日演讲:2015年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困境,与自己的困惑(2015)


全文为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CMRA第九届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所做演讲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双年会的主办者,在2015年10月29日这一天,再次给我这个机会,不记得是第几次参加双年会了,每次都能感受到一种鼓舞和感染。刚才前面也有朋友讲,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

今年尤其更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好像给人们一个感觉,市场研究有点走在市场的前面了。

实际上每一次尽管演讲的主题不一样,但实际都是谈当前的形势。今天用一个题目叫做《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这也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元旦过后,在长江商学院给EMBA的同学讲课,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假如说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对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我想各位其实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2014年,2015年也差不多了。假如说你对这段用一个词来概括你的感觉和印象,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其实当时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是有一个词的,但是我也想听听这些学员的想法,因为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当然学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但是有好几位回答的词跟我脑子里想的词是同一个词,就是“困惑”。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感觉,最近这两年给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困惑”。这个“困惑”是双重的,一个是对改革,一个是对发展。而且这个困惑跟原来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对改革,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有时候我们也有困惑。但是那时候的困惑,一般困惑在什么地方呢?它改,还是不改。每一届新的班子上来以后,我们就猜他改还是不改。

假如说看这一届,有明确的改革意识,我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假如说这一届对改革不怎么感兴趣,我们也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脑子里面,改革这个词的含义是确定的,无论是改或者是不改,我们大体都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次跟原来好象有点不一样,这次明确说要改,不但说要改,而且召开中央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但我想通过这两年的时间,对于这场改革,在很多人脑子里面的困惑和问号,可能不是比原来更少了,说不定比原来更多了。这就是改革吗?怎么跟我们原来脑子里面想的改革不是一回事?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原来一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有的在社会的心态当中,在老百姓的心态当中都在成为问题。比如说对于反腐败,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吃饭,这个朋友也是上边的一个智囊,我们聊起改革的问题。他当中说起一句话,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老百姓对反腐败是衷心拥护的。他说这句话之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句话如果在一年前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时候对反腐败,除了少数腐败分子真的是衷心拥护。但是这话要是现在说可能得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在人们私下的议论当中,在微博、微信上对反腐败的各种说法都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对改革人们有很多的困惑和问号,对发展我想也是同样的情况。各位是做市场研究的,对这两年市场的状况,大家比我清楚。我也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因为一些商学院给EMBA学员讲过很多课,他们的感觉可能跟各位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在企业里。

但是我想还有比我们在企业里,甚至在市场调查过程当中感觉更明显、更强烈的,是谁呢?可能就是银行,去年我也跑了很多家银行,企业当中的问题,市场当中的问题最后往往都反应在银行那里,所以银行的感觉可能更强烈、更集中。我记得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在一家银行北京总部讲课,讲到中间的时候我说不行,我得抽根烟,你们喝口水,他们说我们也抽烟,我说你们小年轻抽什么烟,他说最近我们压力大,有的原来都不抽烟,现在都抽烟了。银行的反应比一般的企业更为强烈。

但是我想还有比银行的感觉更强烈的,是谁呢?可能就是总理。也是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海南,跟一个朋友,国务院一个司局长去的。他跟我讲国务院内部对中央出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包括他本人。他跟我讲他自己的这些看法和意见。他讲完之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总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说不定比你们的判断要更为糟糕。

为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克强总理原来在省里工作的时候,他对GDP的数据就不怎么相信。所以他当时就提出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看什么,不能仅仅看GDP,要看三个东西,一个是用电量的增长,一个是物流的情况,还有一个是资金使用的情况,贷款的情况。因为这三个东西是不太容易造假的。但是如果要根据这个来看的话,去年的经济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都有点说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去年公布GDP的增长是7.4%,前年是7.66%,按照绝对水平来说差不了太多。但是用电量的增长几乎差了一半,前年GDP的增长是7.66%,用电量的增长是7%左右。去年GDP的增长是7.4%,用电量的增长是3%出头,差了一半还多。那怎么解释呢?如果说这两个数都是真的,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去年这一年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年我们还是高耗能的产业结构,去年就突然变成了低耗能的产业结构。但是大家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年之内这个产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没有可能,怎么解释呢?这个数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悲观的估计,国内的学者说的最低的是三点几,国外说的最低比这个还低,有两点几的,甚至有一点几的,但是这些都是个别的。这个估计当中比较悲观的,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四点几。

所以我觉得经济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可能都有点说不清楚。在发展的问题上,经济的问题上,现在我们存在种种困惑。而且这个困惑跟原来也不一样。我们看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也会遇到问题。但是那时候的问题有点像什么呢?

打个比方说,我们本来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你接着往前走就是了,前面的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不一样,这一次有点像我们在沙漠和戈壁上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有了,前面是个沙丘。车辙按照不同的方向走,有深有浅,最后哪条路能走通它就是一条路,哪条走不通,那就不是路呢,我们现在可能就不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常在讲,现在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转折点的含义。过去这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也经常说转折点,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原来可能都算不上,这一次是我们真正遇到转折点了。这个转折点,这当中无论是希望,还是挑战,可能都在这里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想法,现在我们面临着种种困惑,这种困惑后面既包含着挑战,也包含着希望。

第二个问题,在这种困惑的背后,问题的要害在什么地方。

我想从这次股灾说起,应当说这次股灾是今年中国经历的很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次股灾也值得整个社会反思,我不是想来全面解释股灾的发生,但是我觉得从这场股灾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两个东西,或者说这两个东西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能够看到的就是这轮股市,实际上用一个集权的行政力量人为的发动一轮牛市没有成功,这是可以看到的第一点。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强调集权的行政力量。因为各位都可以感觉到,最近几年中国有一个很明显的集权趋势,权力在不断的集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呢?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社会一直有两个并存的趋势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权力在不断的扩张,另一个是权力在不断的失控。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年权力越来越大,实际上权力也越来越失控,人们讲了十几年政令不出中南海,说的就是后一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这几年重新出现一个集权化的过程,我想和这个背景是连在一起的。包括在座的各位对集权化的过程,其实也都是有着很深的警惕的,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深了,权力过分的集中会不会出问题。

但是大家在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如果它能有效的运转,它要求的条件是非常高、非常苛刻的,我想可能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问题。一个集权的体制有效的运转,它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很好的决策层,决策不能出现重大的失误,因为权力这么集中,一个大的失误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二是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执行层,这个执行层能够准确的理解上面的意图,能够负责任、有效率的进行工作,必须得有这两个条件。

前一个不能妄议,我们就说后一个。一个有效的集权体制建立起来,能不能有效的运转,执行层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看到集权的趋势,最近这两年重建的过程,实际上这当中是有氛围的,在这个氛围当中,说老实话有点人人自危,很多人不再负责任地进行工作。所以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执行层是非常大的问题。

在股灾之后,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晚上市里面的组织部长请我吃饭,我说最近忙吗?他说忙,忙的厉害,好几个星期双休日没休息了。我说忙什么呢?现在考核干部的任务非常重,好几个星期双休日都没休了,最近非常累。当时我开玩笑说,我说你累,你有没有想一想,其实这累也是白挨,为什么?工作的思路完全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考核干部为了什么,无非是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去,是这个问题吗?但是你一定得知道,很多优秀的人才已经在领导岗位了。所以大家都说,在现在位置上很多都不是白给的。问题是优秀的人才到了领导岗位上就犯傻,你把他选拔上去有什么用。假如说中国不是优秀的人才在这个岗位上,假如说是一帮笨蛋在领导岗位上负责任的进行工作,说不定都比一帮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互相比傻要强的多。我的意思是,执行层是什么样的非常重要。

这次股灾首先能够体会到这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用人为的方式来激活股市,通过激活资本市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应当说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的几篇文章,都不是他们自己要发的,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发的,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建的集权体制当中,大家都是看上面的脸色行事。你要什么,要什么我就来什么,而且层层加码,投其所好。所以大概到了四千点的时候,它说现在仅仅是一个起点。我想到了四千点的时候,其实中央有点意识到了,这里面有一定的风险,就开始提出要注意风险。好,那咱们就来注意风险的,一夜之间把融资配资全部卡死,上面要什么我就来什么。

打个比方说,有点像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给你开车,你说要快,还是要慢?你说时间来不及了,你要快是吧,一脚油门到底了。你说别这么快,路上这么多人,别出事。好,要慢是吧,那就一脚刹车到底。各位可以想,这个疯狂的牛市,然后到这场股灾是怎么来的,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接着就是救市,尤其前一段救的极为笨拙和荒诞。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大家平时就怕中石油,就算是没有股灾,中石油要涨的话就是行情要结束了。大家平时就怕中石油,救市的时候偏偏拉中石油,这不是吓唬人吗?把中石油拉起来,下面还不知道有多大的空间。但是它非拉不可,因为只要它拉了,开会就好交帐,指数就保住了,明天是什么样的,那就不管了。

这时候人们就骂证监会,说这个笨蛋,你懂不懂股市。告诉你哪个都不比我们笨,哪个都比我们懂得股市,但是没有人想负责任的进行工作。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就是说一个集权的体制要建立起来,要能够有效的进行工作,能够有效的运转,你能不能有个好的执行层,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场股灾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东西就是经济转型的困境。其实股灾也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好,它背后的逻辑大体都是比较相近的。最基本的背景肯定是实体经济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实体经济当中特别是制造业当中产能严重过剩。这里面产能严重过剩,资金就不往这里面进,因为进到这里面回报率太低。不但是回报率太低,弄不好就赔了。所以钱不往实体经济里面进,但是你不往实体经济里面进,这些钱已经印出来了,总得有一个去的地方,到哪儿去呢?那就是资本市场,就是股市。它到资本市场,到股市是为了挣钱,这钱怎么能挣的快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杠杆,杠杆加的越大,这钱挣的就越快。到时候加不动了,泡沫越来越大了,破灭了,那就是一场股灾或者是一场危机。

所以这场股灾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这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就是转不过去。原因在哪儿,除了经济本身的原因之外,现在很多人说,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前几次年会上,其实我也讲过利益格局、利益集团的问题,这确实是制约中国很多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比这个更深层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社会体制的脆弱性。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转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荡。

我经常给企业家讲课,有企业家说,能不能多讲一点我们企业具体怎么做。我说如果你要想听这个,你肯定会失望,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讲不出来,如果我真的能讲出来企业怎么能做好,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我就做企业了。问题是没法说,谁也说不出办法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一种发展。

其实前些年就有人提出来,2006年中国就应当经历一场危机。但是这场危机被人为的延后了,当时就应该经历一场危机,就应该经历一场震荡,你把该淘汰的淘汰掉,该倒闭的倒闭,该破产的就破产,说不定三五年到2000年基本完成了,又开始了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这个,为什么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呢?我们用人为的方式把这个过程给回避了。为什么用人为的方式把它回避了呢?因为我们承受不了这当中的代价,因为震荡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像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当时失业的人口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差不多1/3,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失业人口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小一半,那是非常惨烈的。当然因为过去没有经验,会表现的更差一些。现在经过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的积累,人类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要比原来强多了,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是没有办法来承受这样的震荡。因为中国社会有点像什么呢?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现在脖子上有两个通灵宝玉,丢了就没有魂儿了。一个是发展速度得有7%到8%,如果没有7%到8%,日子就有点过不去了,现在预期调整的稍微低了一点。上面说今后几年是6.5%左右,但是也是相当高的速度。

另一块是什么呢?就是维稳。中国就得靠这两个,一个是高速的发展,一个是维稳。这两个如果都没有了,或者说缺当中的一个,日子很难过下去。这表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社会的脆弱性。由于这样一种脆弱,我们没有办法来承受自然的经济规律,然后就人为的干扰这个规律。所以我谈的第二个问题,从股灾来看,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转型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怎么理解经济转型,怎么理解当前的经济困境。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要说复杂的话,可能也真的很复杂。但是我想如果要说简单的话,其实可能也很简单。经济的困境,如果用我的说法来说,实际上就是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一条曲线是生产的曲线,供给的曲线。一条曲线是消费的曲线,需求的曲线,就是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生产的曲线、供给的曲线拉的越来越陡,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是非常之高的。需求的曲线,消费的曲线,走的却很平缓。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口越来越大。当前的经济困境在哪儿,就在这个张口上,张口越大困境也就越大。可以说这两条曲线不同的走势所形成的张口,实际上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原因。

假如说我们看到这点,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值得思考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经济政策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刺激经济的政策,大家可以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是继续拉高本来已经走的很陡的那条曲线。

虽然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可以保证发展的速度,但是我们知道,已经那么陡了,你继续拉高的话,结果使得张口越来越大,这样造成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大。但是有一些经济学背景的朋友可能会想,你这说的是一方面的道理,但是你没有看到另一面,他拉高那面曲线,经济发展了,就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也会带动下面那条曲线。是有这个道理。但是从中国过去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样一个发展的模式,造不成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拉高上面那条曲线,使得这两个之间的张口越拉越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也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弄的好是促进内部转型的契机。但是如果弄的不好,实际上它等于回避了内部转型的问题,它会给人一个错觉,我们这种模式仍然可以维持。

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困境背后最关键的问题是两条曲线形成的张口,我们平时看起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思路会不会有问题。比如说刚才讲到创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创新的问题是中国别无选择的事情。过去我们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个优势,人口红利吃的差不多了,下一步肯定是创新了,发达国家就靠创新,我们又没有劳动力的优势和创新的优势,你还能靠什么呢?在劳动力的优势消失以后,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创新了。

但是我们各位有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创新,最后一定体现在市场上,这东西你得能卖得出去,很多创新你得体现在产品上,但是产品的市场在哪儿?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炒菜的锅。我们找差距的时候好找,德国生产的锅一卖就两三千,我们这里的破锅几十块钱,我们要生产这样的锅有多大的潜力啊。潜力是很大,而且中国要生产这样的锅,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过去我们生产不了彩电,现在我们生产的彩电比日本的彩电也差不了哪儿去,生产锅更不在话下。但是各位想中国生产锅的企业都在生产两三千块钱一个锅,你卖给谁,市场在什么地方。农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收入就那么点,他买一个两三千块钱的锅在那里炒菜?

我的意思是,哪怕创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后面你得解决市场的问题,市场的问题可能更重要,这是我说的。从这个角度来想,这是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实际上有的都不是那么简单。

市场的背后是什么,我觉得市场的背后就是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折射。最简单的来讲,手机。各位是做市场的,你仔细想一想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就两个市场,一个是苹果的市场,一个是山寨的市场,就这两个市场。为什么是这两个市场呢?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手机这两个市场是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对应在一起的。再这样市场中,收入高的就苹果了。今天这么多人,手机响起来的铃声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苹果的铃声。假如说在一个电梯里面,手机响了都不知道是谁的手机响了,因为声音是一样的,这就是苹果的市场。另外一个是山寨的市场。所以市场的背后是社会。

现在我们说创新,在一个由社会所决定的这样的市场背景下,你怎么创新。现在我们怎么创新,我创一个比苹果更好的手机,它卖六七千,我卖一万二,假如说我这个手机叫哈密瓜,打向国际市场,质量和性能比它强多了,行吗?行。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弄出这个可能不太容易。我们弄不出来这个,然后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弄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跟苹果的性能和质量差不多,它卖六七千,我们卖五六千,它叫苹果,我们叫鸭梨。问题是鸭梨卖给谁?五六千买得起鸭梨的,可能再添个一千块钱就买苹果了,他买不起苹果的买你五六千的鸭梨也费劲,直接买小米算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市场的背后是社会,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市场。这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困境怎么来理解,它的背后是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了推动转型,社会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刚才说关键的问题是下面那条曲线很平缓,拉不上来。而要拉这条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你要拉高这条曲线的话,很重要的是人们的收入。收入最主要的形式,在中国现在只能是工资。但是大家都知道,工资在现在的情况下,他的上升还有多大的空间。本来在劳动力成本上,我们的优势已经失去。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你靠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空间还有多大,我觉得可能已经很小了。空间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考虑的。

一个就是社会保障,五年前吧,在成都那次双年会我讲从柴米油盐向房子汽车和大宗消费的转换。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智能,讲的互联网+,但是要知道,在今天的美国,就两样东西,一个房子,一个汽车,这两个东西仍然占家庭支出的50%以上,这仍然是他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时代之后,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有没有制度的支撑,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解决人们对预期的问题,解决人们的不安全观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就不能为这种消费创造条件。你可以看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这里。

在股灾发生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长微博,微博的题目叫《像驴子一样不停的奔跑》。什么意思呢?写这个微博有个由头,有一次我去天津的一家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的。中午老总请我吃饭,他跟我说,像我们这种上市公司还算不错的,但是就是这样,中层的管理人员,甚至高层的管理人员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跟我讲,甚至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当时一起吃饭还有几个高管,他们都在讲不安全感。

当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中国现在的老百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头驴子一样,你打它两鞭子,说你跑一圈,他就跑了一圈。跑了一圈,然后你说,这圈不算,你再跑一圈,又打了两鞭子,他又跑了一圈,你说这一圈也不算。他不停的跑,你不停的说这个不算。中国老百姓现在有点像这头驴子一样,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想,假如说一个老太太,十五年前她手里面有二十万块钱,她可以自信的跟人说我这辈子养老没有问题了,那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老太太觉得没有问题,把心放肚子了,心刚到肚子里面,房价涨起来了,现在这二十万能干什么呢?在北京买一个厕所肯定是买不了,买半个厕所差不多。半个厕所就想养老,门儿都没有。房价涨起来以后,这二十万就不算什么了,这圈算白跑了。

这时候有人说了,我没问题,我两套房,我住一套租一套,退休的时候用租金来补贴退休金,我这辈子没问题了。真遇到点大事,实在不行大不了把多余的房子卖了,北京卖个五六百万,就可以解决问题。他觉得两套房没有问题了。这个想法还没有几天,房产税遗产税要出来了,这套房子也不好拿了。这一圈也要不算了?

然后接着股市这轮牛市又开始了,这轮牛市我不知道各位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至少在我旁边挣三五百万、六七百万、千八百万的不在少数。一个是房子不好拿了,第二个是人的钱多了,有没有一天说,这钱这圈也不算了。股灾发生之后,我把这条微博又转了一下,我又加了一句话,这圈也不算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社会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你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你有没有一种制度的支撑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从事这样高大上的行业,你的圈子还是一个不错的圈子。但是你得知道这个社会还有别的圈子。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西部某个市,这个市是一个资源性城市,是在煤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前几年煤好的时候,盖了不少福利房卖给职工,大概是2800一平米,现在市面的价格差不多是3200。我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求退房,不是一个两个,非常普遍的要求退房,说我也不想挣这个钱,你就按照当时的价格把钱退给我,这个房子我不想要了。怎么是这样一种心态呢?我很难理解,当地的朋友解释说,现在很多人是这样一种想法,他就觉得今后这几年吃饭都要成问题,很多人想,将来说不定吃饭成问题,你手里拿的房子是值二三十万,但是卖不出去有什么用?还不如把钱退给我,到时还能吃口饭。

各位可以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进入一个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时代,你怎么形成这种消费模式。所以这样一个制度的支撑,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觉得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经济转型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主要是中产阶层的问题。因为刚才说耐用消费品或者是大宗消费的问题,它的主体是谁?是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形成不了市场,你转不过来。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中产阶层发育的一直缓慢。虽然从绝对数来说还不少,但是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产阶层搜刮的差不多了。这次股市又把中产阶层消灭了一批,有的是几年十几年积攒的钱,可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弄不好还有一个陷阱。刚才有朋友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我觉得这事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学校现在也忽悠,忽悠学生们,要淡化就业意识,要增强创业意识,你别一入学就想怎么就业,要想将来怎么创业。问题是,现在很多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企业家都不知道干什么,都束手无策,你连校门都没有出的大学生就知道干什么?这当中能不能出一两个比尔盖茨,这倒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创不成的,不但创不成,弄不好把老爸、老妈在股市赔完还剩下的那点钱再给创进去。这个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

第五个问题,现在我们真的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三十年的,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中国历史上三十年的现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我们都说六十年,实际上不是六十年,是三十年,包括我们老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都是三十年。我们看看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怎么走过来的,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八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加起来二十七年,又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又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我个人看法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将来过了若干年,我们回想这三十年,你可能说它好,也可能说它不好,但是有一点我估计是肯定的,这三十年和过去的三十年将会有明显的不同。现在很多的问题都面临着重要的转折。

这新的三十年,我们从经济困境。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讲,必须得有一个能够支撑未来新的三十年的理念。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但是我想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能够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所以最近这几年,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经常讲两个东西,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

也就是说,我们进入新的三十年可能需要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包括经济转型在内很多现实的问题,不在一个好的社会基础上来解决,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走向新的三十年,才能真正的切实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罗嗦了,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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