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

莫之许:老贺们的心理产品不应安利给民众


雪忠老贺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否留在中共党内。其实,对于老贺这一代自由化知识分子,89镇压发生之后,留在党内、甚至留在体制内,都曾经很难接受,绝望和虚无一度笼罩在这一代人身上。走出这种心境,选择继续呆在体制内,进而重新将体制改良作为推动目标,是一个耗时不少的适应过程。


绝望的一代自由化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与体制共存,一是89后的双清并不严苛,体制并无逐客之意,曾听李大同先生讲是如何轻轻放过了他们,此中原因,可能与邓仍试图维持其改革基本路线有关,若将自由化分子尽数驱逐,又如何抗衡保守派甚至毛左派?既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才是邓的意思。

邓重启经济改革的政治图谋,使得体制继续容留了自由化分子,而经济改革的重启,也需要自由化话语来对冲左的掣肘,92后,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自由化话语得以“浮出水面”,尽管自由化分子依旧位处边缘,但却重新燃起了推动体制进一步变化的心思,相应的话语开始被炮制出来。

很讽刺,89镇压过去没多少年,自由化分子就大多恢复了推动体制改良的希望。不得不指出,在尚未走出视线的坦克面前,这一希望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恢复对体制改良的希望,一方面是身处体制之内,寻求言行一致性的需要,一方面是试图发挥话语作用的技术需要(自我审查),并没有看上去的高大上。

为克服不具备事实基础的硬伤,一方面只能回避坦克依旧在场的现实,普遍漠视、回避正在进行时的压制和苦难,一方面尽量放大经济改革的附带后果,虚构诸多后门理论,营造体制可以柔性改变的幻觉,不过,区区话语并不能改变专政继续运行的残酷事实,缺乏事实基础的改良话语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破产。

对体制从绝望到希望,可以同情地理解老贺们这些年。但有无希望,不是一个基于心理的事件,而是应该基于事实的公共问题,在这点上,老贺们给出的事实和理据都太过稀薄,而应许的愿景又太过美妙,遭到雪忠这样的质疑完全合理,质疑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为了呈现:是否虚假希望,可以也应该付诸公论。

89后的渐进改良话语,主要是自由化分子心理调适的产物。当然也推广普及了自由化观念,老贺自谓的“呐喊呼吁”,并非虚言,但是,是否虚假希望,涉及到转型根本路径、模式和代价,兹事体大,不是什么求同存异可以搪塞的,将主要基于心理调适而缺乏事实基础的愿景安利给民众,是失职,更是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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