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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

莫之许:不能假装不是墙上一块砖


这个题目是长平先生用过的,此为致敬,因为没法比他说得更好。在极权社会里,男性和女性都是无权者,但在社会建构上,极权社会与男权社会又是高度重构的,在极权社会中的男性就同时兼具权利被剥夺者同时又是社会建构的优势得利着这双重身份。


因此,吊诡的事情就可能会出现,当一名男性在反对极权社会,追求自由民主的时候,他是抗争者,是被打压者,而当涉及到与性别相关的问题时,他却可能成为一名压制者、维稳者,如长平所言:“我清楚地知道,在一个极权社会,每一个男人都是天生的男权分子。父权制是这个社会的根基,我们的衣食住行、思想语言、社会规章、工作成就都由它塑造。否定它,诸事都得推倒重来。因此,人们尤其是男人们,都有为它维稳的需要。”

问题在于,性别平等所致力的目标,其实正是权利平等的一部分或其深化,简略而言,权利意味着个人相对于各种权力的私性自主,略等于自由、而平等意味着个人拥有从事各种事务的可能,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根基。性别平等和权利平等/自由民主实为一体,甚至,如长平所说:“女权主义救中国。一方面,我很难想象,在今日世界,没有性别平等的民主政治具有何等正当性。另一方面,女权主义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专制。反思一下我们怎样对待女权,就能理解当权者怎样对待人权。”

当下metoo运动并不是道德整肃,而是对结构性的男性社会权力的一种集体反抗,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于压制基本权利的专政体制的反抗,认为其仅仅是道德诉求,从而归属于私人领域,就忽略了其公共性的一面,在诸多案例中,加入对女性压制的既有各式各样的公权力,也有根植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惯例、习俗、乃至语言文化,所有这些,都不从属于私人领域,其解决之道也不仅仅指向观念、道德、文化的更新,更会指向政治、法律、社会等相应建构的改造。

由是,当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同时持有不认同性别平等的观点乃至行动时,实际上就构成了对自身追求的自相矛盾,或者至少是不彻底。对于像我和长平这样在男权文化中度过了大半辈子,同时还又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接受性别权利平等的主张,当然会让我们脱离舒适区,但是,只要认识到两者的一致性,就不应该拒绝这种主张。

甚至,哪怕这种主张会对自己过往的行为构成冲击,甚至被翻旧账,恐怕也只能诚实面对。对我而言,我也有过酒后不检点的许多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被曝,我也会明白,这并不仅仅是什么道德形象的问题,过往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自自己追求权利/自由、平等/民主的行为的极大嘲讽,如果还不能诚实面对,只能让自己的追求成为笑话。

有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追求,又处在整个社会包括性别关系都处在深刻变化的转型时代,没有先见之明的我们,当然很可能会处在自己的困局之中,这一困局,可能并非存在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身上,但面对困局,答案却只能是由每个人自己来给出。

在极权之下,中国的metoo运动其实只是相对边缘的少数人推动的,只是因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放大,而意外地获得了难得的、很可能是短暂的声势,其基本的理念和主张,其实并无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社会大众的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了,但是,对于长期表达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和各种积极分子来说,理解并支持metoo运动,不应该成为什么难事,更不应该像某些先生那样,竟然将之归属为“网络大批判”乃至“网络文革”。

限于自己的成长背景,我们这些老男人或许很难摆脱诸多观念的限制,更很难超脱于既有的名利网络,可是,理解性别平等与自己长期主张的权利平等的想通,并没有太高的难度,只需要一种将心比心的推论:当你我遭受专政打压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力建构中,自己也是墙上一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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