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

莫之许:漫长的荒废

天则经济研究所,一向被看作是民间学术NGO的先锋和标杆,运行20多年之后被大面积关闭账号或网络,更让人联想到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等渐进图景的消失,回望天则成立的1994年,人们曾经对政治改革和渐进转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无情的事实却是,从1989年的废墟里,经过1990年代中期的调整,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而这也不啻意味着,对于曾经期待的人们,过去的20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荒废年代,有过努力,但其实一无所获。


近日,茅于轼个人微博账号,以及其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自1996年)的官网、中评网都遭关闭,显示着持续有年的针对NGO的打压进入到了新的也可能是最后的阶段。

2016年2月1日,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北京众泽妇女法律谘询服务中心”正式歇业,而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也陆续有针对传知行、益仁平、女权五姐妹、以及最近的工运人士的严厉打压动作,显示出当局对于NGO,尤其是获得境外资助的NGO毫不宽容的姿态。放大一点说,则是近几年来针对整个社会空间进行管控和打压背景之下,一个新的例子。

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众泽(原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存在的这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一举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20年,相应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城乡面貌、生活形态也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一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究竟会带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人们一度有过相对乐观的预期,也形成了自由派的两个主流论述:

其一是党内改良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这一论述认为,1989年事件中止了此前的改革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了改革进程中的经济改革部分,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形成了若干问题,因此,需要择机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吴敬涟先生等人多年来鼓吹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过大关”、《炎黄春秋》等改良派阵地长期呼吁的“改革共识”,等等,都是这一论述的具体样本。

自由派的另一个主流论述,则更偏重于民间立场,这一论述认为,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带来数量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形成多元利益主体,这必将使得法治成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市场化还同时提供了媒体、NGO、网络等各种新兴空间,凡此种种,必将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浮现和成长,最终,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将会逐渐驯服权力,实现宪政转型。在这一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的渐进转型论述当中,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天则和众泽这样的NGO组织、以及网络空间、基层选举、法治维权等等,显示出了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可能,以及由此实现渐进转型的可能。

自由派的这两个主流论述之间,除了对于当局意愿的假定之外,并无显着的冲突,更多的是相互支持,实际上,除了少数对于体制外身份或反对角色相当明确的人士之外,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都会交替使用上述两套论述,以表达对于自由化前景的追求。也因此,不夸张地说,这两套话语共同形成了大陆自由派的主流话语,或者说自由派共享的政治正确。在这一主流话语支持下,一种随着市场化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治进步会随之而来的基本图景深入人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启,近些年来,体制反而更加刚性和主动,对于社会空间的压制越来越严厉,以前曾经寄予厚望的市场化媒体、网络空间、基层选举、NGO组织、维权律师等等,无不遭到了严密的防范和打压。人们发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政治的进步,相反,倒退却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事实,也因此,在新的现实面前,上述主流论述的有效性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除了“改革已死”的诊断之外,渐进进步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在笔者看来,这两套论述的事实基础最终被抽空,并不是什么偶然性和个人风格的问题。早在1990年代中期,当众泽等众多新生事物出现的时期,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

首先,1989年事件本身,显示了中共维持专政的坚定意志,1989事件不仅使得邓式改革彻底与自由化理念脱钩,更使得邓式改革与陈云式的控制思路结合,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或稍后,也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划定了国有绝对控制的七大关键领域,推进医疗、教育等事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等等,展现出既允许市场化,但同时保持体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试图通过引入市场化而增强专政体制的存续能力,其指向的是市场与控制相结合的新路线。这表明,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也不存在任何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实基础,尤其不可能指向任何的自由化政治改革。1997年中共15大后不久,吴国光先生通过分析,即得出了“改革已死”的结论,在当时鲜为人所知,而现在看来,却是无比独到的先见。

其次,1990年代中期,当局为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以重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权基础,做出了相当多的人权让步,如将反革命罪改为颠覆罪并废除死刑,签署并通过联合国《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签署而没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允许居民个人接入国际互联网,放宽境内外NGO活动,等等,也才有了渐进论所指望的各种对应的基础,以及一种乐观的心理期待。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社会发育空间的看似出现,更多的是当局为谋求加入国际经济秩序,而暂时做出的容忍。1989事件后,中共被制裁孤立,苏东巨变和冷战结束,进一步导致了中共在国际上面临的战略孤立,一年一审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被拒绝加入关贸总协定,申报悉尼奥运会的失败,等等,都显示出当局在当时相对孤立的国际地位和低落的议价能力,在这个情况下,当局为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被迫在人权等问题上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才有了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奥运会的相对宽松,换句话说,这个空间是死难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鲜血,以及无数人下狱、流亡、挣扎求存换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做出这一容忍和让步的,正是刚刚执行了1989事件的当局,这样的让步,不过是“韬光养晦”的产物,是“卷旗不交枪”的阳谋,从一开始,即埋下了卷土重来的引线。

最后,既要维持1989年事件所代表的专政路线,同时又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支持政权存续,构成了1992年以来邓式市场新极权的两个基本支点,而在这两个基本点下的现实进程,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体制必然会从当初的暂时容忍,走向随后的反扑和压制。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越是成功,其社会后果对于专政体制的冲击也越大,这包括人数越来越多的不受体制直接控制的市场化新兴社会阶层、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在市场化早期,诉求主要是利益性的,且数量并不显着,体制比较容易加以应付,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也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权利诉求,并寻求作为社会平等主体的存在,这自然会被当局看作政治性的诉求,并加以压制,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越成功,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对于体制的挑战越强,反过来,体制对于社会的压制就会越发加强,这好比是为了控制住一只不断充气的气球,只能不断增加握住气球的双手的力量一样。也因此,在邓式市场新极权的基本逻辑之下,不仅不会有民间持续发育的空间,就算是当初为了某个目的而做出过的容忍和让步,也命中注定早晚会被收回。

1989年事件后,持自由化理念的体制内人士有一大批或下狱、或流亡、或下海,另一批继续留在体制内的也形同蛰伏,不能发挥作用,在对自由化理念持同情的人士眼中,这乃是一个有待矫正的错误态势,并由此形成了重启改革——实际上等于重新召回——的意向。此外,当局在1990年代中期,为了抵消1989事件的恶劣影响,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做出的一些容忍或让步,也给予了许多自由派人士某种乐观的期待,然而,回顾过去的二十年,不难看出,自1989年以来,当局维持专政的意志从未动摇,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经做出的容忍和让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不会继续扩大,反倒会引来更强的反扑和压制,直到冻结。

天则经济研究所,一向被看作是民间学术NGO的先锋和标杆,运行20多年之后被大面积关闭账号或网络,更让人联想到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等渐进图景的消失,回望天则成立的1994年,人们曾经对政治改革和渐进转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无情的事实却是,从1989年的废墟里,经过1990年代中期的调整,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而这也不啻意味着,对于曾经期待的人们,过去的20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荒废年代,有过努力,但其实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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