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大变局前夕,回望中国(八):中产阶级幻觉

“在工人和农民逐渐成为异己力量并随时可能掀起反叛运动的时候,中共正急于寻找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在中共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就正是这样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级。没有领会错的话,中共最新意识形态“三个代表”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指的也是这个阶层。由此,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新阶级终于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寻找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执政者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中产阶级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想象,将中产阶级描绘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描绘成一个新社会主流价值的维系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在他们那里,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国家就没有未来。就倾注的“热情”和标榜的程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由中国学术界“发现“并“推荐”给中国执政者的。那么,中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像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学术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具有扭转乾坤的神秘力量吗?”


2001年年底,中国南方一家时尚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文章《忽然中产》。文章以小资们典型的渲染笔法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运动开始了。“忽然”一词虽然带有夸张意味,但确实非常精准地传达了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陌生和惊诧。


的确,中国中产阶级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中产阶级早在将近20年前就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但作为一个真切的中国事实,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征符号,作为一个激发人们想象力的社会阶层概念,中国中产阶级则是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大众媒体的的视野之中的。这个从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近出现的某种现象,所以它一经大众媒体发现,便迅速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话语。在中国大都市做作的小资群体中,中产阶级可能仅仅意味着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身份。
但中国的学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们显然不会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解读,他们迫切的要赋予中产阶级以更加宏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虽然《求是》杂志没有明确提到中产阶级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仍然颇为敏感的术语,但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新阶层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早已经津津乐道的中国中产阶级。《求是》杂志的文章用中国宣传机构惯有的虚伪姿态谈到了他们与工人、农民的联系之后,对这个新阶层的素质和品德大加赞扬。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就在1990年代,中国领导人还以不屑的口吻提到过中产阶级,并将它斥之为“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

中产阶级幻觉


显然,在工人和农民逐渐成为异己力量并随时可能掀起反叛运动的时候,中共正急于寻找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在中共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就正是这样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级。没有领会错的话,中共最新意识形态“三个代表”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指的也是这个阶层。由此,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新阶级终于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寻找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执政者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中产阶级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想象,将中产阶级描绘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描绘成一个新社会主流价值的维系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在他们那里,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国家就没有未来。就倾注的“热情”和标榜的程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由中国学术界“发现“并“推荐”给中国执政者的。那么,中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像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学术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具有扭转乾坤的神秘力量吗?与边界明晰的传统工人及农民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成为中国都市媒体中的主角,但他们的阶级形象仍然异常模糊。就连那些天天谈论着这个阶级的中国知识界,也似乎只是在谈论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的东西。当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来自西方经验的西方中产阶级。至于在那些浅薄而狡猾的中国媒体那里,中产阶级则完全沦落为一种具有十足引诱意味的商业广告。中产阶级对当代中国的巨大诱惑力,可能正是来源于它的这种朦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满诱惑,乃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陌生。


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热烈追逐,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产阶级与其字面相去不远,指的是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如果仅仅是这样,中产阶级就失去了它的现代意义。因为这样的中产阶级,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寻找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指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现象,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分工的日益复杂,许多先发国家都出现了中间阶层逐渐膨胀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这个成分复杂,分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职业中的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企业层面上,它是传统企业逐渐科层化的产物;在政府层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复杂化,统治者大量分权的产物;在社会层面,它则是中介机构日趋重要和发达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分布在这三个领域中的现代中产阶级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它的传统“原型”:在企业中,他们是老式的企业主,在政府中,他们是中下层的各种官僚和代理,而在社会中,他们则是像传统律师这样的中间人。现代中产阶级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已经演化得相当复杂,但从这个角度回溯,它们的谱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和精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结果。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现代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现象并成为社会学家高度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膨胀并逐渐成为人口主流,更是因为这个阶级在主流意识以及社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意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意识上所表现出的某种保守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上的新意义,使传统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尔斯在他那本经典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曾经仔细分析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化过程,他以富有“社会学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现的白领阶层正在取代由中小企业家、以及律师、医生等最传统的职业阶层而成为美国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职业声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识上都由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无能在什么社会,也无论以收入或者其他什么维度,我们都很难对中产阶级作出具有分析意义的精确定义。基于此,米尔斯的“白领”概念可能是一个最富解释力的值得继承的视角。白领涵盖广泛,但仍然有一个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从事某种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的。只有在白领这个视角上,我们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否则,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就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一个陷阱。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以及封闭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向开放经济体系的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空中展开的。这些转型在其他先发国家中则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许多方面(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甚至是其他先发国家从来就没有遭遇过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发端并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中产阶级也就在成分上呈现出繁纷复杂,新老并存的局面,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老中产阶级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齐齐出现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中既有由于市场机会突然开放而迅速生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主,也有存身于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中的领薪白领,也有仍然寄生于传统体制中的各种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这个在短短20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阶层,来源复杂、背景殊异,但他们往上区别于位居社会顶端的各类精英,往下区别于庞大的下层体力劳动阶层。正是在这样一个模糊的边界上,我们勉强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新的这个中产阶级。循此脉络,我们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根据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即知识分子阶层、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少量在外资企业中服务的经理人员的加总,大致就是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如此,这个阶层的人口总量应该在8500万左右。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在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考虑到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这一部分职业人口,我们上面按职业划分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能要因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据此,综合收入和职业这两个确认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因素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其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率不会超过7%。如果以都市媒体刻意渲染的那种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方式(中国浅薄的媒体经常将中国的富人等同于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就更会少得可怜。我们这个估计虽然十分粗糙,但不至于太离谱。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产生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蔚为壮观的错觉。事实上,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某种“展览”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正是通过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橱窗”找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有趣的是,外部观察家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区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了。从19世纪中期中国被彻底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每遇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外部观察家都在像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沿海地区“找到”过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产阶级。


西方旅游者和记者为此留下过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而那些对潜在市场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描述更是不绝于书。
一位外国观察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时,曾经这么写道:“中国共产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JonathanSpence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这个80年前的历史画面与今天中国社会有惊人相似之处。而混杂于庞大贫困底层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礼貌、穿西服”者正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先辈们就已经在中国发现了那些让他们怦然心动的中产阶级。
在商人眼中,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消费胃口,所以,中产阶级的规模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潜在的市场规模。在这种历史对比的意义上,中国今天最新的中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旧”的。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最新一次中产阶级“热”也首先得益于西方投资家们的“炒作”。美国的投行巨头美林公司就曾经放胆预言,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十年将达到3.5亿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也透过各种调查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纷纷作出估计。与以前那些零星的报道和旅游记录相比,西方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这一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估计虽然有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背景,但其兴奋程度却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绪极大的鼓舞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以更加兴奋但显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谈论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并将它作为中国经济灿烂前景的有力佐证。但与我们上面的估计相比,所有这些具有商业招徕性质的展望都显得过于乐观和鲁莽了。这种鲁莽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判断上,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估计上。
在所有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乐观判断中,都隐含着一种相当可疑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和肯定。


换句话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等同于中产阶级的持续成长,更不等同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中看到。
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其他后发国家也都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在更加精确的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分配模式,取决于决定这种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有学者曾经意识到,美国及欧洲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以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为特征的泰勒主义外延型积累体制,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赤贫的劳动大众;而福特主义则将更多的利润还给了工薪劳动者,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巨大的消费胃口和能力的新阶层,并推动资本主义向高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中产阶级历史本质的说法。但是,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的转型,并不仅仅是出自资本家扩大市场的经营智慧,也同样出自于劳动阶层在争取权利中的主动姿态。简言之,这个分配模式上的转型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虽然我们无法厘清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出现的所有历史成因,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实现的。中产阶级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已经被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所见证。25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到2002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46以上,一跃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统计,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3.2%,而这个数据到2002年已经萎缩到41.6%,十年间减少12个百分点。


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与中国基尼系数急速赶超的势头非常吻合。这个事实不能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扩张而被掩盖。中国社会中充满文学夸张色彩的中产阶级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这个阶级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肤浅和幼稚的联想之上,建立在一种对新中产阶级新颖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国中产阶级在性质上和形象上的改变,在中国导致了一种对中产阶级的普遍幻觉。仔细品味中国新闻媒体为我们描述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以及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你就会轻易发现,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如果这个新中产阶级只是我们人口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那么他们还是现代中产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吗?如果它是,那么中国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过同样的中产阶级。
无论从职业特征、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来衡量,在上个世纪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职员、政府公职人员、教师、新闻记者们与今天的中国新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将那个时候的中国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出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不能被等同于中产阶级社会。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离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可能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事实上,上个世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过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分配上的极端不平衡。


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上在1949年的突然断裂。当今天中国的大学教师在津津乐道当年胡适们的薪水是如何了得,并以此来讽喻时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大学教师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对那个旧时代贫富分化的最贴切描述。在那个时代,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是一小撮,是中国广大人口中的极少数。讽刺的是,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1949年。
这是不是在暗示,经过25年艰苦的改革之后,我们正在迅速复制一个旧时代的阶级景观?1949年之前中国掠夺性的分配体制不仅导致一场血腥的革命,还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极端的轨道。这个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苦涩而又诡谲。它告诉我们,由中产阶级而至中产阶级社会的道路,相当崎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仅仅是刚刚站在上个世纪同样的起点上。要想竞其全功,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决非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可以促成。更何况,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当有人列举各种数据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中国经济还可以稳定、高速成长30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未来达到多少多少亿人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缜密的科学结论,那可能是一种无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阴险的诱拐。


在所有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肯定的前景,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如果中国改革中隐性的分配逻辑已经定型,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早已经注定。由于存在着一个顽强而稳固的掠夺性分配体制,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两极社会的欺骗性点缀。换言之,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但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
从更加直接的动力来看,中产阶级社会的勃兴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关系紧密,其中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急剧扩张功不可没。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以专业知识为职业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正是批量创造中产阶级职位的温床。让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明确和稳固的今天,先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能不能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复制,却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本世纪之初,中国凭借几乎完全失去价格弹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又争得了一项世界性得荣誉:世界工厂。在许多人陶醉于这个最新成就的时候,我们却有理由忧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低端,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流向其他国家?在概括中产阶级兴起的产业结构原因的时候,有人曾经将其归结为所谓“产业软化”。但观察中国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在反常的“硬化”。这个趋势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却需要大量的血汗劳动力(我们经常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术语称其为廉价劳动力)。无疑,在中国的社会版图中,中产阶级市今天最为抓人的一面。不过,当我们为这种情景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那仅仅是中国的一面,而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那个巨大背景的对比。这就是所谓世界工厂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相。


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固然是受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挤迫以及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但影响最烈的莫过于对国内公民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从对国内公民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荒谬的限制中(这尤其表现在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剥夺虽然换来了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官营企业的过度投资,换来了超高投资率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增长,但其代价则是民间经济、国内经济自主成长能力的长期萎缩。更加确切的说,由于制造业投资在创造GDP上的显著功能,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制造业投资(不管是外来投资还是国内投资)严重的成瘾性依赖。这显然极大的抑制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成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恶性传统,但这种传统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容变成了“宁赠友邦和权贵、不予家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某种危险的极端。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在所有我们听说过的经济增长案例中,这无疑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反常特例。如果这个现象已经构成一个被锁定的趋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悄悄的达到了它的顶峰?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可以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
不过,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


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住房、汽车、旅游等各种中产阶级消费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些消费人群的背后,一个陌生阶级的身影似乎已经翩然而至。这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产阶级想象。这种想象,对长期困扰与内需疲弱的中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买到了一份未来的保险。在200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将在2010年达到1亿之后,紧接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亿个中产阶级家庭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用问,这是投行经济学家为投资者们开出的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期货。中产阶级人口与消费市场规模之间直观而富有魅力的换算关系,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关注。所以,当他们在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测算潜在消费市场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呈现高相关性。在许多人看来,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消费阶级,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人们在中产阶级其他特性上还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对中产阶级在消费特性方面的认识则几乎完全一致。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这种贴现和夸张性格,在中国初起的中产阶级消费浪潮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国际资本关系紧密,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特点上与世界中产阶级的神似。远东经济评论在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趣味上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已经与世界其他中产阶级完全接轨。消费,既是中国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外在阶层标志,也是他们内在的共同意识。在消费上制造差别,并赢取社会声望,消费上的前卫性就是中产阶级们必然要追捧的。的确,消费上的进取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经讽刺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只有生活方式,没有生活。但不管中产阶级的在生活方式上多么俗气和做作,但他们在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在消费上的表现完全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爆发力。不过,诚如我们前面对中国中产阶级总体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爆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消费爆发性增长之后的长期停滞,我们已经在彩电等其他家电产品市场上看到,它们会不会在汽车、住房等商品市场中再现呢?在某个短暂时段中的集中消费浪潮,可能与中国的收入结构以及独特的国民性格有关,但却可能造成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按照某种历史必然性准时到来的错觉。零碎的事实和大胆的猜想,是中国时下中产阶级想象的两个主要来源。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寄予的巨大经济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考虑到中国改革是官僚内部的分权过程,中国中产阶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中国改革中的“权力经纪”,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体制外面具的体制中人。他们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来回游弋,以期毫无成本的博取改革红利。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这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与垄断性权力体制有密切的勾连。私营业主如此,新中产阶级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与政治特权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其实不是什么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旧官僚。在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产阶级,非常类似于米尔斯描述过的美国老中产阶级)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迅速的衰败之后,中国新中产阶级的面目越来越趋近于传统官僚的脸谱。无论他们带有何种职业面罩,他们更多的不是属于市场,而是属于旧权力。在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但从其主要的来源看,他们仍然是在演绎某种集体的命运和阶级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国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以顺从特权为本阶级的天然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他们的机会主义计算。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固然与某种诱导有关,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健康、理性和温和。


按照对中产阶级的标准描述,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中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沟通和妥协功能。中产阶级的这种阶层地位可以直接还原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他们上有老板,下有蓝领,起着居间调停,上下协调的作用。放之于整个社会,中产阶级扮演的,就是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的角色。中产阶级的温和意识形态即由此而生。不过,这对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并不适用。诚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中国中产阶级,带着与这一时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挥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流价值的创造者,而是一批毫无主见的追随者和彻头彻尾的依附者。比起1930年代中国中产阶级,中国今天的所谓中产阶级,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无论是今天的大学、律师所,还是公务机关,都远比那个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机构的附属物。所以,他们根本无力为转型社会创造一种基本价值,因为除了消费主义,他们本身就没有价值。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与世界市场在中国的扩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展不仅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世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本国的其他阶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识更多的是与世界主流意识同构,而不是与他意识同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无国界,而在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无国界。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已经将中国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而成为世界市场的的一个有机构成。中国中产阶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同类虽然有不同的肤色,但却分享着同样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世界市场的兴衰直接关乎他们中产阶级身份。
这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依附。
中产阶级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来源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与中国其他阶级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毫无组织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备组织起来谈判的力量。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以分散的状态,个别的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


他们无法改变现行的分配结构,也就只能依附于这种结构。凭借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他们随时准备先人一步将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者或者权势最强者,以换取消费上的更大自由和个人地位的提升。而经济地位的提升正是中产阶级们最为珍视的身份来源。显然,在政治权力仍然全面宰制中国社会的今天,中产阶级就只能依附于权力、委身于权力。他们饱尝权力的蹂躏,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躏所有的信念。有论者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普遍的政治冷漠特点。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冷漠,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变态——一种由政治恐惧导致的政治市侩主义。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国中产阶级将是热烈的追随者。德国中产阶级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盲目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25年,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持续的时间越是长,离经济停滞或者突然挫折的距离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经济境遇上的突变,对在经济增长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脆弱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将可能意味着某种不能承受的挫折。中产阶级最重要赖以维系他们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但任何经济衰退,首先要攻击的就是这种职业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未来实在前途叵测。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这种前景作出了某种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标准,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无疑是相当低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1999年第一次扩招的大学生甫一毕业,就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困难。
荒诞的是,减轻就业市场压力正是中国大学大肆扩招最大的理由。大学一直被公认为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但在中国,大学却似乎正在变成制造失业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为中产阶级职业应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多中产阶级的职位?大学生作为替补中产阶级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国中产阶级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国改革的历史之中,我们甚至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发家致富的秘诀已经悄悄的让位于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靠自我奋斗实现梦想的奇迹,已经成为零星的个案。


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信奉个人奋斗的一群。中产阶级没有财产,但却具有人力资本,他们信奉这种资本的力量,也普遍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伪意识,使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迷乱,他们误以为这种自我奋斗是不需要体制和制度条件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场机会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产阶级这种自我奋斗的意识开始碰到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壁垒。当权贵体制开始逐渐恢复它冰冷的真面目时,自我奋斗神话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颜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立在个人人力资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奋斗意识对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熏染之深,使他们轻视组织性的力量和体制性的改善,这既是中产阶级的迷人之处,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软弱性之根源所在。先发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凭借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通过制度性的选票市场来显示他们的力量,那么,既无组织资源,又无制度依恃的中国中产阶级将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国中产阶级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开始具有强烈的表达愿望。然而,他们已经注定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一群。因为他们既无表达渠道,也无表达能力。一个被都市媒体渲染成时代英雄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设、维护一个稳定而温和的社会呢?

作者:袁剑
来源:奇迹的黄昏
原题:第四章 谁在治理中国
 一、中产阶级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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