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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6日星期日

莫之许:大陆自由派的民主恐惧症


“就我閱讀,英美批評Brecxit等撒謊有之,稱英國公投不民主的,僅有中國公知。中國公知成天鼓吹程序正義眼淚鼻涕,連英國首相都完全接受公投結果了,他們又說這是民粹了。”——赵楚

大陆自由派(公知)群体及其粉丝对于公投和民主的认知,又一次让人大吃一惊。公投在各成熟民主国家有过许多实践,其中尤以瑞士为最,在独立、修宪等重大问题,以及近些年来涉欧盟问题上,采用公投,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正当性相当充足,公投合乎民主,纯属常识。大陆自由派对此独树一帜,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公投不符合现代民主云云,令人啼笑皆非。

此外,还有说公投更容易导致民粹的,有说仅仅2%差距决定重大问题不妥的。前一个说法,和公投不民主一样可笑,公投经过了持续、开放和充分的讨论,当然是民意的真实反映,如果说公投容易引发民粹操弄,那其他选举难道不更容易吗?按照这种论调,那还要什么民主选举?后一个说法,愚蠢浓度更高达100%,要是差距不是那么小,需要公投吗?恐怕常规讨论一下,就pass了,恰恰是因为差距太小,而问题又重大,才需要公投吧?

现代民主或自由民主,又称代议制民主,但要说明的是,代议制民主与希腊城邦民主的关系,大致相当于现代人类与南方古猿的关系,除都直立行走之外,两者并无任何直接的承接或者遗传关系。代议制民主这样一种民主体制,建立在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机会的开放,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原则之上,基于广土众民的复杂性,现代民主选择了代议制,这其实是对上述原则的某种妥协,而随着交通、通讯、教育、媒体等的发达,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之上,更加开放和更有参与性的民主制也就变得更加可欲,公投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民主制度的进化,体现出更多的平等、开放和参与,它不是什么城邦民主的复古,而是当代民主的新高度。

大陆自由派以代议制的名义,或者以间接民主的名义,将公投看作是什么直接民主,而加以怀疑,这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认知,公投只是代议制民主体制的一个部分,受到代议民主体制的规范和约束,其法源、提案、实施到最后结果的落实,也都在代议民主体制的范畴之内,这里没有什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矛盾,如果有的话,也仅仅发生在大陆自由派的脑海里。

大陆自由派的类似认知,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灶”了,长期以来,警惕民粹、轻视民主就是大陆自由派的常用论调,以反民粹的名义,进而怀疑民主的论调,也很有市场,这种我称之为民主恐惧症的症状,甚至可以算作是大陆自由派的标配了。至于大陆自由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可能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当代大陆话语场,孕育发展于前30年专政实践之后,直接承继文化大革命的蛮荒,以四大这样的“大民主”的名义,给大陆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群体带来过极大的伤害,受此刺激,大陆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主要致力于反思激进主义、反思平均主义、反思底层造反,犹如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一个极端,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下摆到了渐进、保守、精英这一个极端,而视革命、平等、激进等等为高度可疑的东西,这种钟摆效应,可能是大陆自由派民主恐惧的第一个来源。

其次,大陆自由派的转型想像,主要寄托在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渐进道路之上,期待市场化及其后果——中产壮大、社会空间、法制环境——能够形成一条良性互动的渐进转型之路,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权力市场化过程中,权力体制又在持续地进行剥夺和攫取,源源不断地制造对立,从1980年代的双轨制、1990年代的大规模下岗,2000年后的拆迁征地....大陆自由派因此担心,这些对立与悬殊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此外,潜在的民粹主义情绪还有可能与旧有的以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平均分配等意识形态相结合,对市场化进程构成威胁,甚至中断市场化进程。因此,大陆自由派最大的忧虑,就是潜在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担心其与极左意识形态的合流。

也因此,大陆自由派的主要表现,就是与毛左的缠斗,在其高度简单化的语境中,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极左路线的同义词,或至少混杂在了一起:民粹主义、极左路线的警惕、大(直接)民主等等,都成为了最值得警惕的东西,而与上述负面事物截然相反的东西,诸如市场化、全球化、精英主义、代议制等等“响词儿”,就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标准,以此种政治正确标准为出发,更推崇平等、参与、开放的民主理念,就成为了低人一等的东西。

1990年代以来,大陆自由派的常用口号如“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先自由后民主“等等,都显示出从这种政治正确出发,从观念到实践上的重自由、轻民主的立场。就这样以维护市场化进程、追求渐进转型为开端,经过反对极左路线、民粹主义、文革式大民主的话语过渡,大陆自由派最终选择了自由高于民主,优先于民主的立场,这可能是大陆自由派民主恐惧的第二个来源。

最 后,1989年之后,大陆实际陷入政治参与冻结的状态,与此同时,却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客气地说,大陆自由派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这一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既具有自由化改革的追求,却又惧怕现有格局和进程的剧烈变动,这样一种求变怕乱的心理。然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有的体制,体制得以继续压制乃至冻结社会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大陆社会的变革,很可能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参与爆炸,以及随后的激进民主转型,而这却未必是大陆自由派所乐于见到的情形,更违背其一贯的渐进路线,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大陆自由派对于参与爆炸和激进转型,以及支撑这一论述背后的民主理念,其实持有相对负面的看法,对于民主价值的贬低,也就随之而来,这可能是大陆自由派民主恐惧的第三个来源。

也因此,我们时常可以在各种论题中,看到大陆自由派各种关于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奇谈怪论,说到底,还是对于平等、开放、参与的民主价值的主动贬低,以及极权下的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的钟摆效应,加上现实利益立场带来的畏惧民主的保守立场,但无论如何,曾经站立于争取自由前端的大陆自由派,在失去平等参与的民主理想之后,实际已经蜕变为了保守犬儒的群体,在他们的民主恐惧症背后,其实是对现有格局和进程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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