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1日星期六

莫之许:极权下何者更有价值?这是公知与口炮的核心分歧

此文系莫之许东网最新专栏,作者授权转发。原标题为《公知矫情为哪般?》

以杨绛去世为引子,大陆话语场的茶杯里又掀起了一场争论,在一开始,争论还围绕杨绛和钱钟书本人,随后在加入了王五四、宋石男和笔者的一些议论后,放大为关于沉默和勇敢的争论,之后,登场的是徐贲和张鸣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围绕沉默权的争论,最终,在快手乡村物语的冲击下,归于消散。看着一众平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所谓的沉默权辩护,颇令人忍俊不禁。

大陆话语场的类似争论,时有发生,如在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期间,近年来,类似争论主要发生在大致可辨识的两造之间:一边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一边被称为口炮党,其经典对应的符号包括革命与改良、民间与体制、口炮与公知,墙外和墙内……不过,钱杨引发的这场争论,在经过“这个起承转合就是政治反对话语的托举式过渡”后(宋志标语),却并没有陷入传统的撕逼剧目,而是转移了阵地,由徐贲和张鸣等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关于沉默权的探讨,一场“虚无对虚无的争斗”表明,尽管分歧依旧,但在所谓勇敢和沉默权的问题上,老对手之间还是有着全然不对等的关注和投入。一方相对超脱,一方则更加在意。

对于批评钱杨的口炮一方来说,重要并不在于具体个体是否勇敢或怯懦,毕竟,钱杨已逝,无论是逼人勇敢、逼人革命、还是“强迫别人做圣人”,都与逝者无关,需要讨论的是在极权专政体制下,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有为,何者更有价值,更值得提倡的理念问题。在这一理念探讨中,钱杨不过是刚好碰上的例证,并非是要将对钱杨的批判引为棍子,进而将谁批判一番。也因此,在“托举式过渡”,口炮党在表明观点之后,也就纷纷退场了。具体而言,在口炮一方看来,极权下更有价值的是反对、是抗争,是通过对极权体制的根本质疑,最终达成整体变革,也因此推崇那些如此行事并付出代价的知识分子,如胡石根先生、陈子明先生、刘晓波先生......无可讳言的是,这一理念的提出,也就将公共知识分子等群体卷入到了具体的评价和排序之中,根据这一特定理念,也确实会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相形见绌,并因此引发另一方的自我代入。

不可否认的是,相比那些主动维护体制、顺从体制的同行们,公共知识分子要勇敢得多,在传播自由化观念、思想启蒙上也做得更多,并因此获得了民众的赞扬乃至崇拜,于是,当上述特定理念或尺度给他们带来的不是赞美,而更可能是批评时,一种委屈的心态就产生了:为什么不去批判制造问题的体制,也不去批评那些维护和顺从体制的知识分子?把枪口对准已经很艰难地做了这么多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吗?这难道不是如许纪霖先生所说的:“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不过,仅仅是委屈尚不足以解释这种主动代入和自我辩护,笔者也观察到,同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坦然承认自己相对先行牺牲者的不足乃至怯懦,从逻辑上讲,如果接受了反对、抗争更有价值的理念,并不需要主动代入和自我辩护,更不需要反唇相讥,因此,除了委屈的心态之外,让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自我代入和自我辩护的根本原因可能尚在于,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理念,而不愿意接受来自上述理念的评价。

在极权下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有为,何者更有价值,更值得提倡这个问题上,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尽管没有公开质疑以抗争、反对为目标的价值标准,但在长期的话语实践中,实际上形成了如下四种主流观点:第一种,沉默并不可耻,消极自由和沉默的权利应当尊重;第二种、极权下,知识分子可以选择以知识和文化的作为为追求;第三种、搁置对政权合法性的追问,从事思想启蒙,价值未必就比反对和抗争之下;第四种、采用去政治、去对抗的方式推动转型,可能更有效,也更好。

上述四种观点,落在具体的个人表达中,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连续光谱,形成了一套相对清晰的理念,根据笔者的多年观察,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会持有上述前三个观点,并在第四个观点上持亲和立场(少数人会公开表达和鼓吹第四个观点),根据这一套理念,相比口炮理念,两者围绕抗争和反对所产生的评价和排序上,呈现出相当大的落差乃至对立,如根据这一理念,放弃反对和抗争,并不应获得相对较低的评价,如许纪霖就认为: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

反过来,知识分子从事抗争和反对,也未必就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如张鸣就认为: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在笔者的观察和理解中,这一分歧其实由来已久,潜伏于长期的极权高压之下,而在那一年镇压之后逐渐成型,在当时,大陆陷入到政治参与冻结的严酷时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有为?对所有人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最终,出现的是所谓“从思想到学术”,实际也是就放弃反对和抗争的基本立场,退回书斋,这构成了上述理念中前两个观点的基础,也构成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基本底色。在随后的市场化推行过程中,相比政治反对和抗争的屡起屡仆、一事无成,由公共知识分子主导的自由化话语传播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就催生了某种强调思想启蒙的价值的论调,这构成了上述理念中的第三种观点,最后,在长期的自由化话语传播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也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和道义资源,经过社交媒体放大之后,在部分人当中,产生了一种通过去政治、去对抗的方式推动转型的思路。在前两个观点上,双方其实并无太多的争议,这可以解释何以在“托举式过渡”之后,双方的脱离接触,但是,认为“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和认为“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分别对应的是第三种和第四种观点,实际上与口炮理念形成了截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一边认为反对和抗争具有更高的价值,一边则坚持知识分子从事知识和文化的合理性,以及长期启蒙的价值;而认为去政治去对抗更为有效的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反对和抗争的现实意义,从而遭致了最大力度的反击。

从一开始争论直到这次钱杨争论,双方实际都始终围绕着这些最为核心的分歧而展开。可见,剥去“相互残杀的戾气”、“一己尺度”、“强迫”……等情绪化话语,在公共知识分子对口炮标准不以为然的背后,实际是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也在坚持和传播一种理念,多年来所争论的,无非是这两种理念之间的竞争,对于这一点,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当然,笔者并不会宣称口炮理念就是唯一正确的,既然是理念,就一定存在多样性和主观性,但没有理念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可以提倡的是不同理念之间的多元竞争,而不是取消一切理念或尺度。在一些人看来,在极权下有更为勇敢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有价值,更值得追随,更值得提倡,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价值理念,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样的理念运用或许会让持另一种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舒服,但体面的应对之道是用自己的理念加以批判回应,而不是将之曲解为“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吗?这样的话术太过低级和可笑,不仅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话语的批判或者理念的运用,并不会构成强迫。更是因为,将对方的理念运用,说成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冲动,实际上既是对对方的歪曲,更是对问题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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