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5日星期六

出门见人,回家扫地,扫掉一地劳工NGO


文|赵思乐 刊于东网大陆评论专栏


(图:被捕劳工权利工作者之一曾飞洋)

12月3日,至少19名广东劳工权利工作者被警方带走、抄家或问话,截至发稿时,仍有十人被警方控制。这十人包括四名劳工机构负责人,广州市“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佛山市“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原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工人培训部)负责人陈辉海和番禺区“劳动者互助小组”负责人彭家勇,以及六名与这些机构有工作联系的人士,朱小梅、汤建、辛敏妍、陈莹莹、邓小明、孟晗。其中陈辉海处于软禁状态,可联系上但被警方控制在不知名地点,其他人均失联。
警方查抄曾飞洋前同事住处时出示的文书称“我局在侦查曾飞洋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查抄何晓波家的警察则对其妻子称何“涉嫌职务侵占罪”。广东劳工运动人士分析,此波打击很可能最终指向曾、何两人。

4日晚上,曾飞洋、何晓波和朱小梅的家人都收到了正式的刑拘通知书。

资深广东劳工权利工作者叶轻眉(化名)指出,此次波及的人员全都曾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工作,另外据他了解,针对曾飞洋的调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大约一周之前,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环卫工罢工,独立工人新闻平台“锤子之声”的编辑王福菊在旁围观被传唤,当时曾飞洋也在现场,王被释放后同事得知她被问及的内容都关于曾,而曾飞洋也曾向叶表示自己可能会很快被抓。

叶轻眉说:“这次很明显是有比较高级的统筹布局。从一些朋友被问话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局是要把实际上几个各自独立的劳工机构‘证明为’由曾飞洋为首的一个集团,很有可能以此加大监控力度。”

他认为,这次对广佛两地劳工机构的打击,布局已久,“向阳花”、“南飞雁”从年中就被要求注销注册:“这是当局在经济形势下滑,试图加大社会控制力度的表现,表面上是打击劳工机构,实质是在打击工人的运动。曾、骆、陈、彭的机构都是以积极的姿态推进工人集体谈判,当局打击他们的机构,其实也是当局对工人集体谈判的合法诉求说不。”

叶轻眉分析:“中国的经济下滑主要表现在出口数据,钢铁,煤矿产业不景气上,这是中国长期以出口为导向,产能过剩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许多分析称明年才是真正的经济寒冬,相信到时候当局会更加大力度控制社会,对社会、工人的组织的打压会持续进行。”

广东劳工NGO(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较有行动力的劳工组织)受到警方的密切关注和打压早已不是新闻,经济形势的持续滑坡也暗示着工人运动增多的可能,但近期并没有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劳工组织的活动也并不活跃,现有的劳工组织也远远没有组织跨区域罢工的迹象和能力,警方此时大面积“动手”,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另一方面,广东最近其实相当“热闹”,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案件被处理。11月19日,声援香港占中后被捕的谢文飞、王默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一年多后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11月27日,2013年初街头声援《南方周末》后当年8月被捕,关押已超过两年、开庭后迟迟没有结果的郭飞雄、孙德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宣判,郭飞雄匪夷所思地被法官亲自罪加“寻衅滋事”一条,共判六年,孙德胜判两年半;在2013年更早被抓的“南方街头运动”人士刘远东,在同日宣判获刑3年。

延宕多时之后,权力机关为何在此时集中处理一直如芒在背的劳工机构,以及悬置已久的民主抗争人士呢?

从去年底“占中”系列案开始,政权安保已从各地为政的“维稳模式”转向统一部署的“国安模式”,并逐步正式投入运转。今年针对民间的打击应当说是从3月7日的女权案正式开始的,4月女权五姐妹获释后,她们部分人所在的反歧视机构“益仁平”被外交部“点名”违法;5、6月有多家与“益仁平”相关的反歧视机构被调查、部分负责人被抓,各地有大量NGO被骚扰和要求注销;贾灵敏案5月开庭,唐荆陵案6月开庭;同时屠夫吴淦和山东访民被抓,“维权模式”大案初现端倪;7月著名的“709律师大抓捕”正式爆发,各种动作延烧到8月。

8月中到11月,对于饱经“战火”的民间似乎比较消停,但最高权力仍“忙着”却是显而易见。8月是紧锣密鼓的阅兵准备期,北京全城乃至全国几进入“戒严”状态;9月阅兵后紧接着就是访美和出席联合国大会;从美洲回来没消停几天,就开始了欧洲五国访问和访英;10月23日访英结束,11月上旬大概是最适合用“暴风雨前的平静”来形容的时刻(也不是真正的平静,公安部11月14日宣称新疆特警經過56日追擊,近日對當地恐怖分子發動“總攻擊”,擊殺一批恐怖分子)……或许只是几个批示,“民间清场”便从南方继续开始。

这种事情就像一个人正在大扫除,但到了时间要出门见几个朋友,他放下手里的活,关门(人权律师们都不允许出境)出去,约会结束后回到家,他一边摁开扫地机器人的“CLEAN”键,一边把早先装好的垃圾拿出门扔掉。

权力意志看来并不是在治理国家,而只是在治自己家,或者搞不清楚两者的区别。极权有自己的议程(哦,不是“议程”,没有什么可“议”的,应该叫“安排”),所有它不喜欢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人、事、物都不过是待清除的垃圾而已。更可怕的是,极权是无法停下的,它通过清扫来维系自己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公民权利机构被扫掉了,独立研究机构被扫掉了,反歧视机构被扫掉了,维权律师被扫掉了,草根行动者被扫掉了,这次轮到劳工机构……再过个半年一年,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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